(二)对“中国模式”论的批判
目前，学界对“中国模式”论持反对观点的基本上可分为二类：一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二是对“中国模式”表示怀疑。
1.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说，中国模式是个大杂烩，包含东亚的新权威主义、拉美的集团主义、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儒家思想和列宁主义。这种模式创造的奇迹不是没有代价的，比如环境严重污染，水资源被毒化，民族矛盾激化等问题。付出才有收获，关键要看两者是否成正比。(15)
哈佛大学傅高义认为没有中国模式。他强调：“邓小平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明中国应该走自己的路。我认为每一个国家都应该走自己的路，我不觉得中国是一个模式，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情况。中国发展这么快也是派了好多人到外国去学习，引进技术，引进很多新的管理办法，这对中国的成功是很重要的。其他国家也应该按照自己的情况做。”(16)
德国杜伊斯堡—艾森大学托马斯·海贝勒教授指出，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的这一转型期将伴随着急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增量的，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17)
德国学者桑德施奈德也认为没有“中国模式”。他强调，中国三十年成就的秘诀归结到一个词就是“实用主义”，仅仅实用主义肯定不够，应该还有实干精神。(18)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指出，中国在成功方面和其他国家采用的办法是一样的，并不具备所谓的“中国模式”。第一，是社会投资。第二，经济改革。这是市场化的效果，并且和别的国家没有太大的区别。第三，从政治来讲，是进行了渐进式的改革，地方政府自己约束自己的权利，避免对市场经济过度干涉。(19)
李君如认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讲，他并不赞成“中国模式”这个提法，而是主张“中国特色”。邓小平曾经希望我们到2020年，中国各方面体制能够定型。但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还在继续探索。讲“模式”有定型之嫌。这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20)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慎明副院长和中宣部理论局何成、宋维强发表文章指出：“‘北京共识’是西方政界和学术界的话语体系中的提法，本质上并不存在。‘中国模式’的提法，一是给人有完成和不再发展的凝固之感；二是有加强、推广和扩张之嫌；三是我国经济已高速发展30余年，但仍有1.2亿贫困人口，其发展方式亟待改变，也很难说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发展模式，并且这一发展方式是从我国国情出发而采取的举措，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但很难‘复制’。因此，我们认为提‘中国道路’为宜。”(21)
余永定指出，令中国在过去30年取得巨大成功的发展模式是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初始条件的一种东亚发展模式的变体。但这种发展模式现在已经耗光了大部分潜力。因此中国已到了紧要关头：如果不进行痛苦的结构调整，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就有可能戛然而止。(22)
岳健勇则指出，中国当前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表明，全球化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迄今已释放殆尽，无技术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已基本走到了尽头。(23)
雷颐认为，中国的发展只表明中国在社会转型中具有自己的特色。每个国家的转型道路乃至“定型”之后的形成，都不会完全相同，都会有自己的特色。但大体而言，一些重要制度的基本框架是有普遍性的。当代中国的发展，也是向世界普遍性因素靠近的。(24)
丁志刚、刘瑞兰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来就不存在任何绝对的固定不变的模式。“中国模式说”其实是将中国经验误解为“中国模式”了。但是，经验不等于模式；“中国模式说”既不符合中国发展的现实，又不符合中国迅速变化的时代特征；苏联模式及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已经证明了所谓的模式是有害的；中国模式说会引发负面的国际效应；中国模式说会掩盖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25)
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指出，现在有人认为美国的民主模式不行了，中国模式起来了，未来“中国模式”将代替“美国模式”，但是世界上并没有哪个国家学习我们。所以，这种所谓的“中国模式”不是真的。他进一步强调，从经济学上讲，不存在“中国奇迹”，没有奇迹，只有常规。(26)
童之伟尖锐地指出，所谓“中国模式”的要害主要是维持现状，甚至在某些方面要回归改革开放前，同时否定继续改革的必要；“中国模式”的提法反映了中国一部分国民安于既得利益、故步自封、不愿改革、尤其不愿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心态；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谈“中国模式”，必然会掉进“左”倾极端主义的陷阱。(27)
秦晓指出，“中国模式论”对普世价值的态度从用特殊性来消解普遍性(“特殊论”)，转变为用“中国价值”取代“启蒙价值”(“取代论”)。他认为，“中西之争”的本质是“古今之辨”。他强调，“特殊论”是伪命题，“取代论”是危险的命题，而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命题。(28)
许小年也强调：中国模式其实是不存在的。如果说有中国模式的话，就有两个，历史上我们都见过，所以不是什么新的中国模式。从改革开放到1994、1995年，大概是分税制开始，第一个是亚当·斯密模式，经济领域讲是邓小平模式。第二个模式是1994、1995年后的东亚模式，大政府模式。(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