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中国道路”，没有“中国模式”
——关于近年来中国道路问题研究综述
作者：詹真荣 周志万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功应对了国际金融风暴，继续实现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全世界都更加关注并热议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成就是“中国模式”带来的效应；也有学者认为这不归因于所谓的“中国模式”，而是我国坚持“中国道路”的结果。本文旨在对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就中国发展道路问题的观点进行梳理，以求对正确认识我国的社会发展成就提供一种宏观的视角。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就有国外学者关注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道路。“北京共识”、“中国道路”、“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之类的语言开始出现在中外学术文献中。
2004年5月，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题为《中国已经发现自己的经济共识》的论文。雷默在比照“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改革成就及其经验作了全面分析，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大胆尝试，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或叫“中国模式”，他认为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①雷默的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国的经济奇迹及其背后的发展过程一时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由此拉开了世界对“中国模式”高度关注的序幕。正如吴敬琏指出的，以21世纪初的“北京共识”为开端、逐步发展成型的“中国模式论”提出了一个对于总结过去，规划未来都是极具重要性的问题，对决定中国的前途和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认真地加以研究和讨论。②
那么，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又怎么走？限于篇幅，本文拟对中外学者的探讨进行简要概述。
一、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
(一)主张“中国模式”论
何谓中国模式？俄共主席久加诺夫认为，中国成功的公式是：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③
英国马丁·雅克认为，中国的成功表明，中国的国家模式注定要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挥强大的影响力，由此也将改变未来经济分歧的相关条款。可以想象，次贷危机中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崩溃，将使中国模式适用于更多的国家。④
BBC网站刊文认为，新的中国模式是一个集极强竞争力和庞大市场于一体，且拥有执行力强大、无处不在的政府的模式。尽管中国仍是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但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称职的政府。中国过去30年来经济腾飞，年增长率高达10％左右，这一切是在中国政府的策划下取得的。自英国工业革命在18世纪末开始后，这是世界见证过的最令人惊奇的经济变革。⑤
瑞银全球新兴市场研究部主管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指出，所谓“中国模式”的成功就是“华盛顿共识”的成功，同时也与“亚洲模式”非常接近，但也有其特别之处。⑥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充分肯定中国模式，认为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对世界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⑦
张维为认为“中国模式”是中国重大的经济改革和较小规模的政治改革相互的有机结合，以一种循序渐进，摸索和积累的方式吸取中外一切优秀成果和经验，从易到难地进行改革和发展的模式。他认为，这个模式至少包含了8个特点：实事求是；民生为大；稳定优先；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有一个比较中性、开明、强势的政府。⑧
阿根廷安赫尔·比利亚里发表题为《“中国模式”作为西方模式的替代选择赢得拥护者》称，西方正因债务危机、无力创造就业和低经济增长率而悲观失望，与此同时，保持10％左右的经济增长率所赋予的地位增强了中国的自信心。中国政府到海外投资，借钱给其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开始提议将中国模式作为西方模式的替代选择也只是时间问题。⑨
前西班牙驻华使馆商务参赞、西中企业家委员会前主席恩里克·凡胡尔著文称，当前的金融危机带来的后果之一可能就是被称为“北京共识”的“中国模式”的兴起，发展中国家将这一模式看作“华盛顿共识”模式的替代选择。他认为，中国模式有五大特征：国家资本主义；改革政策的渐进性；对外开放；政治专制；面对各种形势的灵活性与适应能力。⑩
萧功秦指出，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的“强国家—弱社会”结构，“中国模式”需要改良，而改良的关键是发展公民社会，让强国家和强社会结合，而不是强国家和弱社会结合。(11)
贺雪峰认为，“中国发展模式”的核心是城乡二元结构。他在多篇论文中论述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合理性，二元结构长期为工业化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和其他资源，而且农民可以退回到以一亩三分地为生。认为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是让“中国制造”长期处在优势位置的制度安排，应长期坚持。(12)
郑永年指出，“中国模式”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从总体上说，“中国模式”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它是否能成为—个可替代的模式，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则更多的是一种价值问题。中国模式的崛起不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意义，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具有参考意义。(13)
吴敬琏对所谓的“中国模式”内涵作了这样的概括：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成绩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独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它有一个强势政府和具有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因此能够正确地制定和成功地执行体现国家利益的战略，“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创造了北京奥运、高铁建设等种种“奇迹”，并且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屹立不倒，继续保持超过9％的GDP年增长率，为发达国家所争羡，足以充当世界各国的楷模。同时，吴敬琏也提醒人们，中国为赢得这些成就而付出的成本也大得惊人；政府启动巨额投资和海量贷款“保增长”所造成的消极后果正在显现。短期收益和长期损失之间如何权衡，恐怕也非一眼就能看穿。(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