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质疑“中国模式”论
2011年9月，美国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题为《中国模式：高增长与双刃的威权主义》一文认为，中国克服了3年前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年增长率保持在9％以上，而美国、日本和欧洲相继陷入了经济停滞和政治混乱的泥沼当中。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国内有人提出了所谓“中国模式”最终将战胜发达国家民主资本主义的观点。文章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有政治和经济两层意义。政治方面是指威权主义国家。另一个层面是经济。与其他东亚国家一样，中国过去30年一直追寻的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通过压低人民币汇率，带动了出口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再次依靠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受益于巨额的刺激经济措施。中国模式一大优点就是能够迅速地决定大规模的经济政策并果断地加以实施。但他认为，并不能因为这一切就简单地认定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政治制度不能只看短期的业绩，而要从长期来看是否真的能够经受住考验。从长远来看，中国将面临一些难以克服的课题。首先，如果全世界出现严重的结构性不平衡，那么中国以出口为主导的模式就会行不通。这种不平衡也是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一个原因。资助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美国消费者，估计不会再次扮演同样的角色。中国正在努力扩大内需以取代出口，但看不出会有多大的进展。其次，不管是怎样的国家，像中国这样动用巨资，最终总免不了要出现浪费。为刺激经济而投入的资金被大量的办事机构和工厂所挥霍。如今，三峡水库、高速铁路等许多大肆宣传的基础设施项目都暴露出了问题。这就是一味追求速度的结果。最后是民主所具有的根本价值。随着教育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增多，人们将越来越无法容忍代替他们决策的威权主义的政府。(30)
《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费罗斯质疑中国模式出不了本土“苹果”公司，他指出，尽管中国的发展模式带来了30年的经济腾飞，但在这种模式下，很难出现中国的“苹果”公司。他强调，中国要创造一个“中国的苹果”，只有实现社会和制度创新，强调知识产权保护，保证大学的独立性。(31)
印度尼赫鲁大学索南达·森教授从关于“华盛顿共识”的适用问题出发，认为人们已不再相信它，它也不再是一个和这里的人们有相关联的共识，它的基础看似是临时的实验，从而对现在中国发展模式或“北京共识”对于和这个国家相关的人民，比如工人、自由职业者和农民，有没有权威性问题表示质疑。(32)
资中筠认为，“中国模式”成为热门话题主要起因在于美欧国家陷入经济危机，中国竟似安然度过，于是中国被认为有独特的“模式”。她认为“中国模式”不可持续，“中国模式”之说似乎是个伪命题。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有其特色，几乎没有两个国家是相同的，英国与美国不同，德国与日本也不同。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又有其共同规律。现代经济发展若一定要分出模式，则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大“模式”。前者已为实践证明失败，后者则相对成功。中国正处于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型中，这个过程尚未结束，有其历史传统和转型中的阶段性特色。(33)
林尚立指出，中国的发展到底是道路，是模式还是经验，是好是坏，我们不能一言以概之，一锤定音，必须详细、客观、综合地分析和探讨它，从某一方面来看，我们应该看到今天中国的发展以及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是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解构。(34)
赵启正强调：“中国人自己没有首先使用‘中国模式’这个词，因为‘模式’在英文中有多重含义，它有模范、示范的意义，中国人慎用这个词就是为了避免把‘模式’变成‘要别人学习’的那种意义。如果一定要给‘中国模式’下个定义的话，那么可以说是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战略、实践和结果的总称，也包括出现的问题。也许称为‘中国案例’更合适，它还在进行中，处于现在进行时。”(35)
吴晓灵则指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到底是总结“中国模式”让世人学习，还是进一步探寻中国民富国强和谐发展的道路，这是当前中国社会处于转折点时必须回答的问题。(36)
邱耕田认为，当务之急是注重科学发展，并强调：中国的发展是一种高代价的发展，如果这种发展的高代价性被“中国模式”所包括，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中国模式”的不成熟和不完善，而这种有待成熟和完善的模式应当是不具有示范和推广价值的；如果不被包括则又说明了所谓“中国模式”的片面性和不符合实际性。(37)
贾康说：“近一时期各方热议的‘中国模式’问题，观点见仁见智，带来不少启发。但对于这样一个‘关键词’或‘基本概念’，却总感觉难以成立、难以认同。”(38)
有人说，2008年举办奥运会时，民族主义、爱国情绪达到了最高点，到处讲“盛世”和“崛起”还有“中国模式”。那一年又发生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更加自我感觉良好，甚至认为中国可以改造世界货币金融体系。中国现在到了必须回归理性的时候了。和2008年前后比较，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明白，所谓的“中国模式”是难以为继的。支撑这种发展模式的社会成本、经济成本过大，而这些成本所得到的收益，在趋于零甚至走向负数。中国现在最重大的问题是已经不可能再按照现在的模式运行下去了。此时此刻，“中国模式”还有一定的能量和惯性，还没有走到尽头。至于还能持续多久，三年五载大体没什么问题。(39)也有人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还有大概9年的寿期。(40)
丁学良认为，“中国模式”有三个相互交织的子系统支撑：支点之一是“核心的列宁主义”的权力构架，即一党领导的威权体制；支点二是“一切思维和工作都必须以维护稳定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社会控制体制；支点之三是“政府所操控的市场经济”。丁学良承认，“中国模式”存在着四大成本支出。一是对中华民族深层的、长远的生态系统的过度剥夺；二是对中国相对弱势的群体、相对弱势的地区、相对弱势的部门和相对弱势领域的长期不公平的剥夺；三是政府在公共领域中日益扩展的非规范行为；四是对公共政策领域里面的正常研究，特别是理性的辩论探索，长期的有时候甚至是粗暴的干涉。前两个成本是物质性的，后两个成本是体制性的。在日益变化的国内背景和国外背景下，“中国模式”变得内外交困。(41)
张五常完全撇开为发展所支付的人权成本、环境成本和各种资源成本，根据我国市场的轮子和政府的轮子共同推动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的事实，认为中国经济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制度。“中国模式”论者也认为，国家主义的制度安排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荣剑指出，我们不能否认，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确实是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实现的。但也要看到，国家主义体制是一种缺乏民众参与的、毫无约束的发展模式。国家低价大规模征用农地，各种疯狂的拆迁，放纵资源的掠夺性开发，环境保护的低投入和软约束，以及脆弱的财产保护体制和尚不具有独立地位的司法体系，都是为这种发展付出的巨大代价。(42)
3.阶段成果不是目标模式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近几年中国经济出现“投资怪圈”是由于内生机制不完备，需要靠外生力量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就是靠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调控虽然有用，但它毕竟为辅，市场机制是为主的，有些问题绝不是宏观调控能解决的。他认为，我们绝不能把已经取得的成果看成是我们的目标模式。胡祖六认为，过去5年，我们陶醉于子虚乌有的“中国模式”，好像只有中国模式才管用。但现在在今天所处的位置看一看全球环境，过去5年在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影响政府政策的观点，已经站不住脚了。(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