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步改革，
必须对利益格局的存量动刀子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在你看来，在今后的改革中，要处理好哪些问题？
邵秉仁：我认为要处理好三方面问题，一是思想要真正统一；二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三是如何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
思想要做到真正统一。不要以为开一次全会，党和全社会的思想就高度统一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因为现在的利益诉求太多元化。
如何把意识形态领域里有些问题贯彻到三中全会的精神上来，目前看这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我们既要防止“左”的倾向，也要防止“右”的倾向。据我了解，党的十八大之后，围绕改革的问题就出现了一些左的思想，比如说坚决要搞“国有化”；还有一些右的思想，比如坚决搞“私有化”。在思想上，我们的改革长期受到“左”和“右”两方面的干扰，思想真正统一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思想不统一的倾向，特别是当前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时候，非常容易凸显。“重庆模式”“唱红打黑”之所以在一段时间甚嚣尘上，就是薄熙来看到了当前的社会矛盾比较集中，所以想利用回到极左年代这种模式，重新搞阶级斗争。当然他已经失败了，但这种思想现在有其社会基础，我们得保持警惕，千万不能跑回老路子上去。
据我了解，对于这次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口号，其中包括市场起决定作用，还是基础性配置作用的问题，实际上还是有分歧的。所以在思想意识方面需要继续统一到三中全会的《决定》精神上来。
中国新闻周刊：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下一步改革，政府该如何把握好自己的角色？
邵秉仁：关键在于政府的转型。三十多年来，政府一直在转型，尽管经过了经济“市场化”的改革，但近十年来政府实际是在“收权”，强化自己对资源的决定作用。
政府职能转变是个艰苦的过程。让政府退出市场，政府要削自己的权，剜自己身上的肉，这是很难的事情。比如说，所谓“简政放权”实际上就是形式上的东西，说“审批制”不搞了，弄个“核准制”，我认为这实际上还是变相的审批制。
追逐权力是政府工作人员的基本本能，那么如何敢在自己身上动刀子？这绝对是政府要从国家和民族前途考虑的问题。
对于政府简政放权，简政好理解，就是简化手续，提高行政效率。那么放权放给谁呢？是放给市场，还是上一级政府放在下一级政府？这有本质的不同。我主张是放给市场，由市场起决定作用，而不是简单地把中央部门的权力放给省一级部门，否则问题更大，越往下（地方）腐败问题越难以控制。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政府该做什么？
邵秉仁：我认为政府应该做好三件事：第一制定规划，这种规划必须上升为法律；第二加强监督检查，就是监管；第三创造一个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
据我了解，目前各省都有所谓的投资公司，由政府直接投资。三中全会要求，今后政府直接投资要用于公共领域，不能直接投资做其他的事情。但现实是，各省根本不想放弃直接投资，因为这背后有利益因素。
中国新闻周刊：这就牵扯到另一个改革的障碍，即既得利益集团问题。
邵秉仁：下一步改革肯定会遇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强阻挠。改革三十多年来，整个国家财力是增加了，但是也滋生了一大批以垄断行业为主体的既得利益阶层，或者是利益集团。改革就是调整利益，这些既得利益者决不甘心通过改革把自己得到的利益轻易放掉。
在过去的改革中，我们曾不想得罪既得利益者，只在增量上做文章。但我主张改革必须动到存量，而绝不能再在增量上做文章了。比如收入分配调整问题，要抑制高收入阶层，就必须动现有的存量，动现有的既得利益分配格局。没有这样一个调整，社会公平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比如给公务员涨工资，国有企业借这个机会也要跟着涨，本来国有企业工资就已经很高，结果还继续高。又比如垄断问题，我们提出要打破垄断，市场主体处于平等竞争地位，实际上党的十七大的基本论述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为什么垄断问题现在还解决不了，反而还继续强化？
《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经济要打开大门，允许其他社会资本进去，包括民营资本等等，实际就是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如果不进行改革，特别是垄断如果不打破，一切市场公平竞争都是“瞎扯”。
再比如说收入分配问题。如果把垄断行业高收入给压下来，调整其既得利益，这都要遇到极大的阻力。今后出台一个事关国企改革方案，都得征求这些国企意见，如果这些国企反对，那么势必就会给决策者带来犹豫。所以下一步改革就要看决策者的决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