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是，曾经最有力的《焦点访谈》变化很明显。
柳斌杰：都变成正面宣传了，这是不对的。我们一直是正面引导为主，加强舆论监督，两个方面都有。媒体如果不履行监督责任，它的影响力、公信力就大大减弱。一些主流媒体选择性失真，全部选莺歌燕舞的那一面，好像社会没有矛盾、没有问题，这个其实也是不真实的现象。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这样？是主流媒体的报道习惯，还是跟正能量、主旋律的要求有关系？
柳斌杰：传播正能量、突出主旋律，这是我们宣传发展的要求，但并不排斥监督，不能从这一边走到那一边去。这是没有正确地、全面地理解中央的宣传方针和媒体管理政策。有一段时间好像有点忽左忽右的感觉，这是媒体执行上的问题，中央的政策没有什么变化。
谈新闻教育
要坚持“政治家办报”，培养新闻大家
人物周刊：我读了《中国名记者》，里面有《大公报》张季鸾的一段话，他说“各国报业是一种实业，但是在中国是文人论政的机关，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落后，也可以说是中国的特长”。作为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清华新闻学院院长，怎么看“文人论政”？
柳斌杰：中国文化在演进过程中，一直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门客传统”，历朝历代的封建王朝都有一批这样的御用文人，为他造神话、编故事。毛主席对这个观点特别有过评价，说他们写的历史是不真实的。
清末中国日落西山，知识分子开始思索，但直到“五四”运动前，都不知道民主、科学，而是围绕皇权治国、道德治国，他讲的“文人论政”是这个问题。百日维新、君主立宪为什么不能成气候？都是文人坐而论道，依靠当权者的开明进行社会改良，而不是发动人民去推动历史。
而西方媒体是一种社会独立的力量，作为真理的旗帜，马克思特别重视报纸、图书出版，终身从事这个职业。直到今天，我们的新闻难说是一种社会公众的舆论平台，也有那种传统的一部分。我们下一步要理清这个关系，使媒体真正脱离权力和金钱，站在公理、正义的立场上，为社会文明进步摇旗呐喊，成为一种推动力，这也是社会现代化、文明进步的标志。
我们书中选的一批记者，全是代表正义、公众良心的记者，不是跟着观望，摇旗呐喊的那种，那种人在任何时代都不能成为真记者。当然，我们不能说，向旧体制反叛的记者就是真记者，不能这样说，但是至少你要站在公平、正义、真理的立场上说话。我们选的这些记者，他有变革的思想，有探求真理的奋斗，当然有的没有同旧体制决裂，因为生存的环境，他有自我保护的意识。
人物周刊：四九年之后，我们的新闻界传承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脉络，领导人也倡导“政治家办报”的原则，您怎么看政治家原则办报，和您刚才提到的那个？
柳斌杰：政治家办报是列宁提出来的，因为当时苏维埃的国际环境险恶，国际舆论一边倒，在这个情况下列宁讲，苏维埃掌握的报纸刊物是国家政治机器里面的一部分，必须要政治家办报。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国家也处于这样的一个时期，特别是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重视阶级斗争的时期，毛主席也用了这个口号，这也是当时环境造成的。我们现在讲政治家办报，已经和那个概念不完全一样了，是说要有党性、政治眼光，能够把握大势、服务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