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防止立法的地方保护和部门利益化，眼下准备怎么做？
柳斌杰：要发挥人大专门委员会的立法主体作用，重要的法律直接由人大主持起草。要引入第三方参与立法，比方说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等利益无关的、公正的部门参与立法。再一个是多主体的立法，不是说法律对你有用就愿意立，没用就不愿意立，那就形成了法律的利益链条了。还要借鉴司法实践和国际法体系里面对特殊领域权力制约的法律，借鉴一些科学的法律思想和有效的规定。
对于第三方，主要是吸收他们来调研、咨询、参与，今后可能要委托他们，比如大学、研究机构，代表国家来起草法律。以前的立法主体比较单一，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但实际上专门委员会很少自己组织立法，都是叫相关部门组织起草，结果是久拖不出手。此外，改革还包括实行立法公开、建立立法过程中的论证体系和后评估体系。
人物周刊：部门利益通过什么样的过程体现在立法中？
柳斌杰：它选取法律规范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把它形成条文。比如立一个交通方面的法规，由行业部门起草的话，它就会规定审批、收费、行政处罚方面的内容，这些权力和利益就被固化到部门里去。这种部门立法实际上充分反应了部门的利益和诉求，而忽略了广大公众、社会对法律的需求。所以人大审议的时候，也是主要防止暗含一种审批事项，以及罚款、收费等不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东西。
人物周刊：在你领导新闻出版总署时，也有这种问题吗？
柳斌杰：也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立法的时候，那当然是在审批事项上，在部门的权力上，都是千方百计保留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比如说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按道理它是依法设立的社会组织，可以独立行使职权，但我们考虑到管理起来方便，强调要经过行政主管部门许可，以后碰到麻烦处理起来方便。这也是有合理性的，行政部门责任太多，出了问题要你负责，但实际上你的管理手段又跟不上，影响社会组织积极性。
人物周刊：作为总署领导，也意识到部门立法的问题，那你怎么处理？
柳斌杰：总想要超脱一些、公正一些，在著作权法讨论时，我们向全国公开表示，让利益相关的各方面都充分发表意见，不完全从部门管理需要去考虑问题。我们也向国内外公示了法律草案，让大家来把关。在很多方面，我们是切割了行政管理和公民民事权利粘连的关系，让它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是行政部门过多的干涉。
人物周刊：能做到超脱吗？部门内部的司局、处室一级，会不会对你表示不同意见？
柳斌杰：部门内部、相关利益单位都希望保留自己的权限和利益多一些，这当然是一个争论的焦点，很多问题协调不下来，大家到手的利益、到手的权力不愿意放掉。这正是立法中的一个难点，须下气力克服它。
谈人大监督
一定不能搞形式主义
人物周刊：《决定》也提到监督问题，对于人大落实监督权的问题，已经谈了很多年，大家还是觉得，人大是橡皮图章，这次能有改善吗？
柳斌杰：监督权现在形式主义的成分多一点，“一府两院”每年向人大作工作报告，人大代表听取和审议，提一些意见，然后通过就完了，是这么一个过程。
现在人大开始行使一些实际的、具体的监督权，国务院的重大事项要听取人大或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比如今年以来，环保、义务教育、国企改革、公安人员行为不规范等问题，人大常委会提出要进行检查和汇报。以前在实际操作上，往往因为你不认真，他也不认真，他可能委派一个人来汇报，审议了也就审议了。现在要求一府两院什么人来汇报，你就来汇报。审议了以后，还有定期的整改反馈，向人大作专题汇报。
还有，对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可以质询、询问，要求一府两院负责人对某问题要做出说明。过去的质询和询问，往往是双方沟通好了，我问你什么问题，你要答复我什么问题，导演似的询问。这种形式主义今年已经改掉了，例如传染病防治法都已经开了一场询问，当时委员长在会上讲了，常委想问什么问题就问什么问题，凡是问到的问题政府必须回答，回答不上的准备好了再来，不能搞形式主义，不走过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