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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广场舞”:最初出于创文创卫的需要由政府推广

在中国,广场舞正在以“健身”的名义高强度、大范围蔓延,从城市到乡村,中老年人“占领”了大大小小的文化广场、小区空地。有人将之形容为“遍地开花”。“花”开的声音有点大,陆续有城市居民不堪忍受“广场舞”配乐音量巨大,称其“扰民”。

  原标题:广场舞,一场集体主义怀旧

  本报记者赵妍 发自上海

  近日,多家媒体报道称,广州市将于明年出台新的公园管理条例,考虑新增对广场舞噪音污染的规范和处罚,对广场舞等活动实施限音量、限时段、限区域、限设备等措施,并拟赋予公园管理部门权限,对广场舞违规最高可处1000元罚款。新浪微博紧跟着做了一份调查,结果显示,超过80%的网友支持对广场舞立法罚款,有78%的网友建议该条例应全国推广。

  在中国,广场舞正在以“健身”的名义高强度、大范围蔓延,从城市到乡村,中老年人“占领”了大大小小的文化广场、小区空地。有人将之形容为“遍地开花”。

  “花”开的声音有点大,陆续有城市居民不堪忍受“广场舞”配乐音量巨大,称其“扰民”。

  2013年10月,有消息称,由于楼下广场舞放出音量过大,北京施某拿出家中藏匿的双筒猎枪朝天鸣枪,还放出自己饲养的3只藏獒冲散跳舞人群。施某后因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在昌平法院受审。

  另一则来自武汉的消息同样“骇人听闻”:也是今年10月,熊女士等人按惯例来到广场跳舞,还没跳上半小时,众人突然感到有东西从临近的2号楼上飘洒下来,不少人被撒了个满头满身。等到反应过来,众人发现,泼下的竟是粪便。

  广场舞“扰民”之罪甚至横跨了太平洋。今年8月,美国《侨报》发表题为《纽约华人舞蹈队公园排练音乐扰民遭投诉》的报道,报道称,纽约布鲁克林的日落公园目前是华人晨练、休闲、健身的重要场所,但随之而来的音乐扰民问题不断遭到周围其他族裔的投诉与抗议。日前,一支华人舞蹈队在该公园排练时,遭到附近居民的多次报警,前来的警员将领队王女士铐起来并开出传票,王女士不日将出庭应诉。

  汤玉芳,沪籍皖人,1955年出生,50岁时提前退休,定居上海。年轻时,她带着厂里妇联的几个骨干组织各种文艺演出;退休后,她在小区附近跳起了“广场舞”。

  “我几乎每天都会去广场上跳舞。”汤玉芳说,只要天气不是特别恶劣,她和她的队友们每天都会坚持不懈地跳上近2个小时—哪怕下着蒙蒙雨。“我总结了一下,觉得跳广场舞真的对我们老年人有好处。跟着我一起跳的人,都说自己身材瘦了一些,而且能够防止老年痴呆。”

  面对“广场舞扰民”的指责,汤玉芳通情达理:“我们当然理解,有些孩子傍晚回家要做作业,有些人在看电视觉得我们声音太大。不扰民,是我们首先注意的。”为此,汤玉芳特意更换了跳舞的音响设备。但是,她强调,她们不会因此放弃“广场舞”。

  缴年费,广场舞也有仪式感

  加入广场舞队伍之初,汤玉芳只是一个站在后排、跟着领舞老师跳的“学生”,现在,她是一位众人拥护的广场舞领袖,领头的广场舞团队规模已达80余人。在上海西藏北路一带众小区,汤玉芳颇有些“远近闻名”的意味,舞蹈队里人人喊她“汤老师”,隔三差五就有慕名而来的加入者。

  能有如此“江湖地位”,汤玉芳总结,与自己年轻时在工厂所从事的妇联工作有很大关系。“很大规模的厂,有三四千人。我是党组成员,管一些妇联工作。那时候我们经常组织文艺演出,所以编个舞蹈、唱个歌,都是有些经验的。”向时代周报记者讲述自己的经历时,汤玉芳语速飞快、思路清晰。

  2005年,汤玉芳退休后才到上海。刚开始,陌生的环境和邻里让她颇不适应。后来寻摸了一个裁缝的工作打发时间,可还是觉得少了些什么。“我就看楼下一些差不多年纪的老太太,每天傍晚六点半、七点,在那儿跳。我在一旁看着看着,就跟着跳起来。去的次数多了,得知她们每年要交钱,主要是用来买设备、交电费,我也就把钱交了。”缴费,让汤玉芳有了正式加入的仪式感。

  据汤玉芳介绍,一般情况下,上海的广场舞团体成员都会缴纳一些费用,由领舞老师统一收取、支配。费用有每人每年20元的,也有每人每月5元的,视各领舞老师的意愿而定,但总体来说,“费用是很少的”。

  曾在长沙做“广场舞”民族志研究的曹露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广场舞”一度被市民称作“绝经舞”,颇有些“污名化”的意味。但近几年来,出于对“健身”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广场舞”的行列,并逐渐呈年轻化趋势。在长沙,一般需要缴纳的费用在每人每年40元左右。

  • 责任编辑: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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