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仍有一个理想国
对于少年时的磨难和国家的那段峥嵘岁月，任志强从来不会发出不堪回首的喟叹。
小时候，他并没有要做什么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概念，后来插队、当兵、从商，才逐渐有了这种意识。“过去人会努力把改变现状的任务担在自己的肩上，现在的人不是。”
被人问及父辈的光环与自己价值观有没有关系，任志强觉得“当然有关系”，“这种意识很清楚，我们这一代很多人（做事）可能不是为了钱，而是要承担责任，要解决社会存在的问题。很多人都不是因为父母是官才去当官，才去追求财富。这一代人实际上更多考虑的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任志强觉得，比起通常意义的“官二代”，说自己是“红二代”更准确。
王巍与任志强相识多年，后来还一起办了读书会，王巍曾评价说，任志强不“聪明”，出道早，人脉广，个人财富却不及一般房地产公司老板的零头，自己还津津乐道。
这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商人，作为华远地产办公楼一层幽深处的那间办公室的主人，他身上有一点志不在此的淡然。在商界朋友圈里，他也有了不贪财、讲原则的口碑，朋友们把钱和事放到任志强手里，会感到放心。
任志强自恃兜里的钱干干净净，说话做事更添底气。“每年普查的时候，从国税总局到什么什么（机构），每次都把我们搁在重点，愿意查就查吧，我们很坦然，才不怕别人查。”
2013年深秋，时值华远创建30年，公司周围高高悬挂一列列标语“华夏大业，任重道远”，通过嵌于其间的几个关键字，至少表明了两点：其一，目前只拿出三分之一精力处理公司事务的任志强，在这个企业仍举足轻重；其二，一家尚难排进行业30强的地产公司，却丢不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信条。
如果说，任志强是一个固执的人，那么他不仅固执于自己确认的观点，也固执于早年确立的价值观。
对“文革”、对青春冲动的反思，并没有让任志强成为一个虚无主义者，当真是“华夏大业，任重道远”。他始终思考的问题之一，就是寻找通往更美好社会的出路。共产主义是一个美好的、值得去追寻的理想国。任志强看来，他的人生价值是与社会、与家国命运相关联的。来看看任志强用怎样的题目为自己的回忆录作序——《小家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
不满足于传播常识和戳破大幕，临近退休，他向公益领域倾注越来越多的精力，并发挥作为公众人物特殊的影响力。
知名地产商、好友冯仑对任志强有一句评价：爱没事找事，爱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把自己的事从来不当事。
在一场学术活动中，听了任志强的主题发言，看了其分析日本地产泡沫的文章，与这位“任大炮”素未谋面的茅于轼还以为眼前这位是个学者。“从专业角度看，他的分析和文章，对经济问题还是挺明白的。大家都忙着赚钱，很少考虑业务之外的事，他算是个学者型的企业家。”茅于轼自此与任志强有了越来越多的交往与合作。在茅于轼看来，虽然许多企业家都参与公益，但多数人掏了钱却隐身幕后，而任志强不怕暴露自己，好事留名，这可能会影响到更多的人。
2010年，茅于轼和吴敬琏发起公益组织“综合乐平基金会”，宗旨是促进社会公平，资助农村、儿童和贫困人群。启动那天，许多学者和知名企业家都受邀参加，潘石屹告诉任志强，自己只出钱，不开会。结果例会开到一半，任志强已经行动起来，他发了一条微博，公开向潘石屹“催债”，搞得这位老朋友有些尴尬，又不可能封住“任大炮”的嘴，赶紧让财务打了100万过去。
在公益这个题材上，潘石屹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在一个公开场合，潘石屹开始挤兑任志强，讲起任志强如何热心公益活动，如何花时间出面张罗，却有点叶公好龙的意思，不得其门而入。他还举例说，一次比尔·盖茨到自己家做客，任志强原本摩拳擦掌，准备和人家研讨一番，聊了一会，却感觉插不上嘴，很无趣，就一个人躲到旁边抽烟去了。
对于自己不擅长搞公益的评价，任志强并不服气。“我不是不擅长做公益，中国的NGO从无到有，难免会出现管理上的问题，比如透明度，可能初衷是让自己信赖的人去做，最后却损害了公信力。美国做了一百年，好几代管理者，有成文的法律和成套的体系，中国没有。”他正在筹备一本《没有理想的国度》的书，提出公益组织权力斗争在内的很多问题，也包含对王石的批评。
我们在本文截稿前获悉，任志强得偿所愿，被推选为SEE的第五届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