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假话是要承担责任的
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市将每个城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整合起来，分别负责区内建设，隶属于西城区的叫作华远经济开发建设总公司，1993年成立了华远集团，主营地产，仍为政府所有。
复员回京的任志强原本注册了一个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个体企业，后来自己的营业资格被莫名其妙取缔。因为好友相邀，任志强加入了成立不久的“华远”，成为建设部主任。
端着国企饭碗的任志强，像一个“不识趣”的异类，有不同意见的时候，经常会当场和领导对着干——与后来面对媒体和网民的情形一样。
1999年，为了献礼建国50年大庆，北京市安排了西单文化广场修建项目，“华远”接下了这单活儿，政府承诺可以用其他项目的土地出让金冲抵文化广场的拆迁和建设费用，后来希望取消土地出让金，让“华远”以类似赞助的名义承接这项工程。任志强不干了，他觉得即使是国企，政府也无权做这样的决策，何况“华远”还是上市公司。在西单文化广场工作调度会议上，他和当时北京市副市长汪光焘（注：后担任建设部长）大吵一架，把市政府的会议纪要拍在桌上。因为计较企业得失，与政府讨价还价，任志强被多次点名批评。
同年冬天，北京图书大厦工程又起波澜。那是西单改造的重点工程，按起初协议，“华远”与图书大厦分担管线建设费用，政府负责贷款4500万，结果款项迟迟未能到位，双方协商不成，任志强下令关闭阀门，断了西单图书大厦的供暖。任志强被对方告到市政府，汪光焘再次批评了不以大局为重、影响恶劣的“华远”公司。任志强也没有退让，直到2000年，“华远”向法院起诉，事情闹到媒体上，图书大厦终于答应付款。
1994年，金融博物馆创办人、并购专家王巍第一次见到任志强。当时，证监会筹办人之一王波明组织了一个银团贷款，准备给华远公司贷款，王巍负责商业计划书。他找任志强要项目资料时，对方一副傲慢的样子，跟他大谈自己的计划，完全没有提及风险问题，就像自己才是出资方。那一次，直到贷款收回来，王巍都觉得没完全踏实。
后来，两人共同参加一个讲演，时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注：后担任财政部长）讲完一个观点后，任志强上去就是一顿反驳，当着在场几百人，完全不留面子，王巍只好在轮到自己时增加几分幽默，让大家下得来台。这种事情，在任志强身上时常发生。
“像任志强这样的人，不太识时务，也不知道顾全大局，而且有时候不知趣，还老是自以为是，他在中国的社会习俗下，想谋生混碗饭吃都不易，能混出个样来就更难了。可任志强这几年好像火了，越混越好……”这是《野心优雅》的第一篇文章，中粮集团前董事长宁高宁序言的开头。宁高宁似乎不大相信，一个如此口无遮拦的人竟没有被社会吞没，“如果说今天任志强是个人物，是个现象，这可能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不过到底是时势造人物还是人物造时势，这件事在历史上就没有说清楚过。”
这种直言的秉性，或许一半来自家庭的熏陶，一半来自成长期的打磨。用任志强的说法——没法承担说假话的后果。
“小时候我们就说，你要说实话，不能欺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当兵的时候更是这样，哪怕是最难听的东西，你也要汇报真实的情况。”任志强举例说，假如水库救灾，下级汇报了假情况，水库塌了怎么办？战争时代，更是不允许有假情报，“你守住了就是守住了，没守住就是没守住，就是团长骂我我也得说，我就是不行，你就得给我派人。”
任志强也不否认部队里并非没有假话，因为说真话而得罪上级的事，他也干过不少。“即使遇到了问题，我们也会说真话，我们也不会欺骗。这些说假话的人，大部分没有经历过要承担责任的背景。”
作为一个经常对政府决策说“不”的人，任志强尤其需要对自己的直言负责任。为了证明政府的某些房地产政策是错误的，并搞清错在哪里，他联合了三四个地产商组织，加上两个社会团体，共同出资邀请一些专业人士做研究。任志强认为，十多年的研究终于穿越了“谜团”，做出了中国最成功、最完整的对政策的研究报告。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十几年前与任志强相识，在他眼中，任志强的性格多年来没有变过，敢坦露看法，且言辞犀利。“他一直就是这样的人，要说变化，就是性格特点越来越明显，他最让人不舒服的实话就是房子是给有钱人盖的，其实生意人都是为买得起的人制造产品，要不怎么卖得掉。公众很多时候是想听爱听的话，哪怕错了。”让茅于轼欣慰的是，社会上对任志强虽然有一些误解，不过“现在越来越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