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图/大食）
任志强（左）与好友潘石屹时常互相调侃
原标题：离大炮远些 离任志强近些
绕开被媒体放大的那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炮火”，才可能更好地认知任志强，渐渐理解这个心忧者之所求
作者：本刊记者 李超 关军 发自北京
任志强不是一个守得住秘密的人。10月底接受本刊专访的时候，他透露“下个月选举的时候可能我就是会长了”，有一种小学生即将戴上“三道杠”的跃跃欲试。他指的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长，此前他曾担任过SEE章程委员会主席和监事会主席，“我可能是唯一一个把3个职务都当过的人。”会长是他竞选了3次的职位，前两次都失败了。
假如不是看重这项事业并愿意有更多担当，不大可能3次竞选会长。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是中国首家以企业家群体为主的环保公益机构，任志强是发起人之一。这个在38军当过参谋的地产商，几乎在任何公共平台都会带去隆隆炮声，但是，无论是为行业代言还是向政府政策发难，似乎都是不得不为，而非其志趣所在。
某种意义上，绕开被媒体放大的那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炮火”，才可能更好地认知任志强，渐渐理解这个心忧者之所求。
压抑了30年的“官二代”
后来成为了“任大炮”的那个干部子弟，真的与炮火有着不解之缘。任志强出生在辽宁丹东，恰逢朝鲜战争时期，伴随成长的不是玩具、摇篮曲，而是飞机投弹和隆隆炮声带给大地的震颤。嚎哭也没有意义，得到亲人爱抚的机会注定少得可怜——父母忙于战备物资供应等工作，不仅很少在家，还经常跑到外地，这状态贯穿了任志强的成长史。
“我们没有机会天天跟着父母，礼拜六、礼拜天放学也回不了家，你必须独立去面对社会。未成年我们就去创业了，没有生活来源，没有说父母每个月给你多少钱养着你，没有。”他对我们说起这些，不带太多感情色彩。
文化大革命期间，任志强的父母被关进牛棚，单位每个月只给20块钱（工资的剩余部分都被扣掉了），对于家中的兄妹4个而言，这是全部生活费。做饭、洗衣服、缝被子都是自己干。到农村插队，在那种远比城市凄惨得多的环境里，按如今眼光看来乳臭未干的毛头孩子，已经完全按照一个壮年劳力使唤了。
在著名的38军当兵期间，年轻的任志强开始显露争强好胜的本性。一次，战友们和老乡聚在一起抽烟，找不着火柴。任志强居然用手从土炉子里取出一块暗红色的炭，挨个儿给大家点烟。炭在他手里烧得嘶啦啦响，发出烧焦的肉皮味儿。大家全都愣住了，任志强带着一丝得意之色催促“赶快点”。
任志强觉得自己作为军人不会有太大出息，很决绝地回到地方，不是转业，办的是复员，不久就开始了“个体户”风格的艰难创业。那是他第一次背离了父亲的意愿，但本质而言，这种违逆有着来自父亲的深深印痕——既然在军队无法像父亲那么优秀，他必须找到另一条超越的道路。
一条在中国改革浪潮中游泳的“小鱼”——这是任志强对自己创业史的概括，最初起步，他只是一家青年服务社的“临时工”，是个卖兔皮的。
在任志强的记忆中，30岁之前几乎从没在父亲面前抬起过头，总觉得面对的是一座高山，有温暖，也有威严。“他们太优秀，”任志强解释当年的压抑，“他们30岁的时候可能已经当很大的官了，而我们那时还没有混出个名堂来。他们可能在十几岁就已经拿起枪去打日本了，而我们呢？”
网上有很多对任志强家庭背景的议论，他理直气壮：“我们从来很正大光明地说就是‘官二代’，没什么可回避的。现在的‘官二代’，（家长）没有经过战争年代，他们可能很腐败，但我们的父辈在战争年代中没所求，不知道未来的社会是什么样，没有人为了当官，为了以后能挣多少钱才去参加革命。而且90年代之前都是供给制，拿什么去贪污？过去的官员没怎么腐败，‘官二代’不是什么可耻的东西。”
不过，出身于高干家庭，加之浸淫在“北京的水比海深”的特殊政商环境，或许赋予了任志强更大的格局。如今中国改革的幕后设计师之一刘鹤、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等人，在学生时代就进入了任志强的“智库”。任志强在回忆录中自豪地说，虽然这些人现在非常牛，“但最牛的还是我，我给他们发的工资，在1984年就成了万元户。”
作为经过大风浪、甚至蒙冤坐过牢的“一条鱼”，他表现出对改革开放以后成长的一代人的忧虑——富裕的生活条件仍让他们对现状极度不满，“过去的人也对现状不满，但是他们努力把改变现状的任务担在自己的肩上，而现在人是搁在别人肩上，自己只去享受。”
远离特权思想，这是任志强从家庭承接的传统，他也以此影响下一辈。女儿的同学里不乏达官显贵，有攀比的风气，偶尔送女儿上学时，他通常会把车停在离学校很远的地方，然后陪女儿走到校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