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可不可以这样设想：谈判双方都要尊重对方不同的观点。“藏方”代表这样认为，如果您的目的只是检查对方是否与您意见相同的话，这样的谈判是没有意义的。
朱维群：我们不叫“谈判”，叫“接触商谈”。这涉及接谈的性质问题。比如，我和您谈话，我们是平等的关系，但达赖集团是1959年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后，逃亡到国外，宣布成立“西藏独立国”，搞了自己的伪宪法、伪政府、伪议会，他是一个叛乱集团，中国中央政府不可能同他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谈话。1964年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撤销达赖喇嘛职务的决定，其中讲到达赖问题的性质：达赖在其1959发动的叛国的反革命武装叛乱，逃往国外后，组织流亡伪政府，颁布伪宪法，这一切证明，他早已自绝于祖国和人民。因此我们的接谈，目的就是要他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求得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的谅解，而不是同他就其分裂祖国的主张进行什么平等的“谈判”，不存在这样的关系。我和甲日洛地先生在个人方面平等，但是在接谈时，我作为中央政府派出的人员，他作为达赖的私人代表，我只能采取非常严厉的态度。
记者：那就是说你们之间的谈话是没有意义的，未来也不会进行谈话。
朱维群：我不认为是没有意义的。意义就在于我们把中央的看法和要求通过他们直接传给达赖喇嘛。
记者：这是单行线。
朱维群：当然，我也要听听达赖喇嘛对中央对他的批评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改还是不改。接触商谈的门我们并没有关上，但是原则仍是这个原则。一些外国朋友没有想明白，症结就在于没有搞清我们和达赖喇嘛集团斗争的性质是什么。把这个搞清楚了，其他问题也就明白了。
记者：我努力了解商谈的性质，我也了解双方的态度，如果是这样的话，谈判是没有结果的。我认为达赖喇嘛是一个比较理性的谈判伙伴，如果有一天他不在了，我认为谈判会更加困难，这样也不符合中国利益。
朱维群：对达赖集团的斗争是我们实现西藏发展和改善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因为有这么一个分裂主义集团在国外活动，势必对我们产生干扰，因此对这个集团的动向我们会密切关注。我们希望达赖喇嘛在他的有生之年做出正确的选择，从分裂主义的立场上走出来，但是如果他坚持分裂主义的立场，我们也没办法。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西藏的命运和前途掌握在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手中，并不是掌握在达赖集团那帮人手中。我希望达赖长寿，希望他活到他预定的113岁。如果他“走了”以后一些人试图用暴力恐怖的手段和我们较量，也没什么了不起，历史已经证明，这种较量他们从来就没有赢过。而且在今天世界的大环境下，谁要是搞暴力恐怖，就等于政治上的自杀。
非常感谢您今天这么耐心听我讲了这么多的话，您是我迄今所见到的外国记者当中对这个问题掌握材料最多的一个。最后我再送您一个小资料。可能您见过这张地图，这是2010年再版的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的附图。您认为任何一个中国人看了这幅地图，对达赖喇嘛能产生好感吗？
记者：在“大藏区”这一点上我和您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也认为他们要求太多了。
朱维群：请您注意，他所要求的不仅是“大藏区”，他在这张地图中把我国新疆标注为“东土耳其斯坦”，把内蒙古标注为单独一个国家，把我们的东北三省标注为“满洲国”，如此等等。
记者：这就不现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