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我本人与西藏方面有过私人接触，而且也认识与您谈判的代表，也见过达赖喇嘛，我并不赞成他所有观点，比如“大藏区”的观点。但从他的备忘录中我看不出他是个分裂分子。您在后来的记者招待会上，指责达赖喇嘛是个分裂分子，我非常惊讶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方面的态度相差这么大，如同两个世界一样。
朱维群：我首先纠正您的一个说法：您把达赖喇嘛方面说成是“西藏方面”，而达赖喇嘛并不是“西藏方面”，代表西藏的是中国中央政府领导下的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而达赖集团是一个叛国集团。关于达赖在美国国会的“五点方案”和法国斯特拉斯堡“七点新建议”，我和您一样，进行过认真研究，如果我们逐条辩驳，今天这个讨论将相当冗长。您强调达赖并没有分裂的企图，我这里只引用一下他最近的一些话。2010年10月16日，达赖喇嘛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说，“很多藏人现在有这样一种看法：全体藏人都想独立，只有我不想独立。当然你如果问我，想独立还是留在中国之内？回答很明显，我们想独立”。2012年3月25日，达赖喇嘛的新闻网报道，达赖喇嘛同所谓的“民运”分子谈话时说，“西藏从历史上讲是有权利争取独立的，这是一个权利，我讲的中间道路是面对现在的困境，如何去解决这个困境的方式，西藏独立是有他的根据和道理的”。2011年的2月11日，《印度时报》报道，达赖喇嘛在印度发表演讲甚至鼓吹，“印度比中国更有理由声称对西藏拥有主权”，此类的话他讲过许多次。2011年6月9日，达赖集团伪政府头目洛桑孙根对印度《对话》杂志说，“西藏独立和西藏自治的观点并不矛盾，从辩证角度看，西藏独立是原则目标，西藏自治是现实目标”。达赖喇嘛和洛桑孙根把“中间道路”和“西藏独立”之间的关系说得非常清楚。我对这种言论多次在报刊上提出批评，他们没有做出任何解释。类似这样的言论我可以列举许多。尤其是洛桑孙根说“西藏独立”是原则目标，“西藏自治”是现实目标，把达赖喇嘛的心思讲得太清楚了，政治上非常不高明，对达赖喇嘛的破坏性太大。达赖喇嘛、洛桑孙根这样的言论，怎么能使中国中央政府对他们建立信任呢？我顺便再讲一个相关的问题，我们和达赖喇嘛私人代表10年之间有过10次接触，为什么现在不能接触了？因为洛桑孙根说今后的接触商谈是“流亡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谈。达赖喇嘛也多次讲过，今后接谈的事情由洛桑孙根来负责，也就是说让中国中央政府与分裂主义的伪政府接谈。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达赖喇嘛和洛桑孙根企图使我们从接谈一开始就事实上承认伪政府的合法性。这样的条件中央政府绝对不可能答应，所以接谈根本无法进行。
记者：我认识和您谈判的代表，他们不谈是因为目前情况下谈判没有意义，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以西藏“流亡政府”的身份谈判。我知道您要求谈判对方写一个关于他们的要求的报告，他们也写了。您既然不准备接受对方的观点，为什么还要同他谈判呢？
朱维群：第一个问题，您说的“谈判代表”应当是指甲日洛地先生，这位先生确实没说过他代表“流亡政府”和我谈，他说他代表达赖喇嘛本人，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谈下去。但现在达赖集团的当政者洛桑孙根则反复说今后的接谈是“流亡政府”和中国中央政府的谈判，从而把接谈的基础完全破坏了。据我所知，甲日洛地先生对洛桑孙根的态度实际是不满意的。尽管甲日洛地先生和我的观点不一致，但我很尊重他，他实际上是被洛桑孙根等人从接谈代表位置上赶走的。第二个问题，我们之所以在前一阶段多次同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谈，是因为达赖喇嘛历史上曾为国家做过积极的事，我指的是西藏和平解放，签订十七条协定，那时他是西藏地方的政治决策者。达赖喇嘛的宗教身份是中国中央政府认定的，我和他的私人代表谈，实际上也是对历史传统的尊重。从上个世纪改革开放开始，中国中央政府就派人与达赖喇嘛建立联系，多次邀请他派人组成参观团，到西藏参观。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争取他停止分裂活动，回到爱国的正确的立场上来，而不是同他讨论什么“西藏问题”。
记者：他很早就放弃了分裂活动。
朱维群：不，那是您的看法。他们所说的“中间道路”本质上就是“西藏独立”。刚才我已经说明白了。所谓要求他们写材料，事实是我曾反复同甲日洛地先生讲：你们所提出的这些要求，中央是不会和你们谈的；但如果你们有意改变立场，你们可以表述清楚一点，以便我们判定你们是否在向中央靠拢。意思很清楚：第一我不和你们谈“西藏政治地位”之类的东西；第二，我可以看一看你们是否改变了立场。从最后我们拿到的东西看，他们没有改变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