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诉革命的苦
周海滨回忆，2009年是采访红二代们最容易的一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众多，老人们有迫切的欲望出来讲话。
“他们不希望被遗忘。”周海滨说。他们是“国家之子”，但步入现实，却发觉父辈所遗留的话语力量逐渐减弱，自己也逐渐脱节于时代。
延安儿女联谊会副会长张亚南曾这样述说自己的遭遇：一次大会上，他的一首政治言志诗——《一个共产党员的追求》，遭到一群年轻人的嘲笑；2013年春节，一个团拜会上，他为老一辈鼓与呼的讲话，被人形容为神经病。
这样的境遇并非孤例，越发现与现实的距离，回头向往昔寻求支撑就越成为习惯。3年来，周海滨在访问中发现，如果问他们：回想父亲，眼前出现的画面是什么？如果有个时间按钮，按下就能回到童年，是否愿意？
对于这个问题，大多数人会沉入往事，甚至情绪崩溃。
向往昔寻找支撑，也不可避免地逐渐触碰到历史的迷雾。多年前，胥晓琦曾动员父亲胥治中少将写回忆录，父亲总是摇头拒绝。直到父亲去世，胥晓琦查阅父亲的资料，才知道父亲原来做过党内特派员，——“往事太复杂，父亲不能谈”。
2002年，徐文惠将父亲徐海东大将的文献片拍完后，审查时却遇到问题——不让提父亲在肃反和“文革”中的经历。直到八年后，2010年，这部文献片才得见天日。
罗箭也一样。在给父亲罗瑞卿立传时，许多档案尚未解密。编撰组的人只能看一部分的资料，另一部分的资料则被人用手挡着，禁止观看。
这让罗箭困惑：“没有正史，谣言才会漫天飞。为什么对我们自己人也这么警惕？”
红军授课团上，最让陈人康头疼的，是如何评价一些党的错误。一些在肃反中被错杀干部的后代，讲课之余为父辈鸣冤，让授课团领导最难应付。
最终，授课团设定了“三个不讲，六项注意”：不讲历史纠葛，不讲没有定论的敏感问题，不讲个人观点。
陈人康说：“我们必须不能诉苦，不能诉革命的苦。”
陈人康一直记得，父亲去世前，两人会争论起“文革”。几番争论，父亲最终承认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也有错误和责任。
但在向儿子的观点屈服后，陈世榘总会说起某个在“文革”中被整得很惨的高级将领：“他的确被整得好苦，但他过去整人也是很凶的！你们年轻人要更全面看问题，不是几个人在整人。”
在经历了四年的采访后，周海滨则决定不再打算继续红二代的采访了。“采访越深入，局限性就越明显。”他认为自己的口述史，未来都得出修订本。
“往回看”
多年来，作为国家工商总局的退休职工，胡木英仍活跃在各种社会活动中。
胡木英的父亲胡乔木曾任毛泽东秘书，如今，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的会长胡木英则被视作了“红二代”的精神领袖。
2013年2月，联谊会举办了一场新春团拜会，胡木英在会上的发言广为流传：“我们不能沉湎在父辈光环里……在贪污腐败等社会毒瘤到处可见的时候，我们能对这些无动于衷吗？不能！”
据一些当事人回忆，胡木英的话道出了“现场红二代们共同的心声”，现场一片掌声。
胡木英今年72岁，她一直试图留存往日革命的荣耀——她组织聚会，拍纪录片，办红色画展，敦促更多的红二代积极“参与国家事务”。
多年前，胡木英常会到沿海的工厂去考察。厂房干净明亮，工人一月挣几百块，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上厕所却只能3分钟解决。下岗风潮里，也常有人站在单位外告状，哭诉自己“像毛巾一样被拧干”的命运。
“工人怎么没人管？”这个曾在工厂里待了许多年、坚信“工农联盟是基础”的老人，愤怒地向领导提意见，得到的回答是：“没法管”。
胡木英也去农村考察——她去了父辈住过的窑洞，门被铁锁锁着，村里都空了。回城后，她又专门跑去打工子弟小学，对孩子说：“你们的父辈很了不起，我们对不起你们。”
2006年，开国大将罗瑞卿之子罗箭重走长征路，穿越11个省110多个县，一路见闻也让老人惊讶：多少年过去，老区还是那么穷。
这让罗箭心里愧疚，他和同伴沿途捐建了20所希望小学和100座图书馆，“我想为父辈还债”。
老人们还经常痛斥某地搞红色旅游：“怎么拿革命来搞商业？”一些将军后代则对抗日剧表示愤怒，“全是胡编乱造！”
腐败则是批评最激烈的部分。这些年，陈人康前往各地讲课，惊讶于地方政府大院里大楼耸立、豪车拥挤。有一次，他去某省讲课，被安排参观名胜，一路上警车护送，警笛轰鸣，他心里挺不是滋味。一些人会对周海滨发牢骚：“我爸到底为谁牺牲了？”
2009年，陈人康加入了江西干部学院组建的“红军后代授课团”。课堂上，陈人康试图通过讲述老一辈人的传统，来教育“下面的党员干部”。
与陈人康一同加入的三百余名授课者，几乎都是老红军的子女，平均年龄64岁，90%以上是退休人员。据江西干部学院副院长汪光华回忆，许多老同志上山时，箱子里三分之一装的都是药品。
在“教育党员干部”的课堂上，陈人康反复讲述着老一辈革命者的故事。他发觉有些学员听了父辈们的事迹掉眼泪。
但陈人康并不抱太大希望，“我们不求管他一辈子，哪怕能管他一阵子也行。”
陈人康和同伴们还开发了如《井冈山管理之道》等特色课程，研究如何运用井冈山斗争经验管理企业，以及如何在公司建立党支部；同时，授课团也接收香港、澳门的学员，还会特别安排父辈具有地下党工作经验的教师来授课。
为什么要上山讲课教育党员干部？陈人康最终这样总结：“我们确实有一种担忧，怕有朝一日父辈们打下来的江山变色。”
他们都耳熟能详一段历史，那是在1957年，他们中的很多人刚刚步入少年时代，开始将国家的命运与自己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在莫斯科大学的礼堂里，毛主席风趣而慈祥地对留学生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无论世界怎样变化，他们是“国家之子”。在胡木英看来，是这种与生俱来的责任让他们“不能不关注，不能不行动”。解决方案呢？他们希望能更多地“往回看”。但往昔与现实的区别正是他们的心结所在，如何界定在父辈羽翼下的过去呢？在他们的脑海里，那个年代的完整面目却在随时间流逝而风化模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