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线
“文革”结束，新的时代大幕开启，“红二代”群体开始分野，绝大部分逐渐远离聚光灯的中心。米鹤都形容说：“就像择菜一样，他们被时代筛选下来了。”
2009年以来，口述历史研究者周海滨陆续访问了三十余名“红二代”。周海滨发现，正是由于时代筛选下的现实机遇，使“红二代”经过一系列分野，演变成了不同的团体。
子女命运与父辈的命运依然联系紧密，论及现实与往事，一些“红二代”会对周海滨说：“为什么父亲去世那么早？”
这个群体的大部分都渐趋“平民化”——“不过就是一群退休或接近退休的老人”。周海滨记得，很多家世显赫的老人，骑着破旧单车前来接受采访，也有老人偷偷求他：“能不能帮忙介绍我亲戚去电视台实习呀？”
陈人康也记得，1960年代，他在北京十一学校上学，这是一座典型的军队干部子弟学校，全班四十多位学生，只有两个同学的父亲是大校，其他都是将军子弟。
如今，同学们老了。陈人康数了数，同学中做到局级以上干部或企业老总的，充其量只有五分之一。一些混得不好的甚至下了岗，还有的在传达室看门。1984年，陈人康从军队转业，进入对外经贸大学。干了二十多年，以副处级工会干部退休。
陈毅之子陈小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为什么很多“红二代”愿意参加外地的纪念活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自己旅游的钱。
周海滨曾拜访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这位刘少奇的长女出生后被父母送走，做了十年童养媳；成年后又被送往苏联，历经卫国战争，甚至因父亲反对，结束了与外国爱人的婚姻。她的哥哥刘允斌、弟弟刘允若，也因父亲的意见，结束了原有的婚姻。
聊天时，刘爱琴说：“我们这代被认为都是享受革命果实的，其实不然。”
在周海滨看来，林彪的女儿林晓霖则是“小心翼翼的活着”，她的状态也代表了一个群体。周海滨给林晓霖打电话，林拒绝了采访。周海滨很理解她的难处：“她不能评价自己的父亲。”
米鹤都也曾采访黄永胜的长子黄春光。1981年，黄永胜因被控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活动，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伴随着父亲的跌落，黄春光被关押审查多年；妻子离开了他，转业无法回到广州，国营单位也拒绝接收他。
回忆往事，黄春光说：“对我而言，过去是一只看不见摸不着的手，它罩着你，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红二代”其实指代的是一个相当宽泛的群体，历史和现实均在这个群体中划下了无形的区分线。
陈人康在井冈山讲课时，听说过一件让他很不理解的事情：一位“红三代”到井冈山，非要住总统套间。接待的人做工作，你住你爷爷住过的地方多好，年轻人不干。
“我们听了都摇头。”陈人康说。
2012年5月，陈人康的母亲去世，一些世交的元勋后代来家吊唁。其中有人跟他抱怨：家里分了个房子，怎么是个毛坯房？装修费用还得160多万。陈人康有些不平：“我希望他不要太奢侈，不要太脱离人民。”这话他没好当面说。
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惯常组织聚会，有的“发小”不会露面，却是非常重要的成员；活动需要经费时，胡木英就会求助于他们。
延安儿女联谊会曾想拍一部名为《延安儿女故事》的文献资料片，没有钱，只能四处求。胡木英最终找到一位昔日朋友，要了70万，这个项目得以启动。
联谊会的成员们很注意保持尊严。历史学者金汕回忆，“将军后代合唱团”纪律严明，其中有一条最严格的禁忌：不允许给身在高位的“发小儿”递条子。团员们到各地演出，地方上有不少儿时的朋友，但团内规定只叙旧情，不谈其它。
“何必强求呢”
使命感与生俱来，是这群人身上最显著的特征。2012年6月，胡木英参与了一个“口述党史”的访谈，驳斥了“毛主席的著作有的是出自胡乔木之手”的传闻，称要“维护毛主席的名誉”。
二十多年来，李晓津担任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影视中心监审，负责公安题材影视剧的审查。他也将这份工作视为红色事业的延续——“审查的目的，就是给国家增添正能量”。
至今为止，他最满意的一次审查，是电影《卡拉是条狗》。葛优养的狗被抓走了，办证需要5000块，葛优想尽办法找关系救狗——这样的情节，被李晓津视为“抱怨政府”。在其要求下，电影结尾增加了一个情节：葛优最终幡然醒悟，去派出所给卡拉上了户口。
延安儿女联谊会则通过不同渠道持续发声，建议宪法中增加惩罚汉奸的条款、建议国家加大足坛反赌打黑力度，抗议日本人在黑龙江方正县修碑……
米鹤都曾用“权威型人格”，来归纳他近距离观察过的这个人群：“崇拜权威并屈从权威，与此同时希望自己成为权威。”
群体内部也闹矛盾。李晓津回忆，开国元勋后代合唱团成立不久，就发生了“内部争斗”。一名合唱团成员因为不满级别太低，率领一批成员离开，成立了一个新的合唱团。
一名开国元勋后代合唱团成员也曾在博客中抱怨：一名将军后代合唱团的成员使用“不纯”这个词，来讽刺开国元勋后代合唱团的成员构成——“言外之意就是我们团的成员有不是‘后代’的。”
在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态度上，老人们更非“铁板一块”，彼此之间甚至会发生摩擦与碰撞。
这些年，父亲的忠诚，一直铭刻在陈人康脑海里，他始终对毛主席抱有崇敬。但与一些高级将领的子女聊天，他发觉另一些“红二代”们，对父辈则有了更多元的思考。
另一位上将的儿子曾对陈人康说：“我的父亲读报纸都费劲，“文革”中他们被打倒其实因祸得福，若让他们参与“文革”，他们也会努力。让他们领导经济建设，干劲会很足，但真是勉为其难。”
还有一位上将的儿子，看完陈人康描写陈世榘的《一生紧随毛泽东》后表示，我要是写我们老头子，绝不用这个书名。他这样解释理由：陈锡联上将曾告诉父亲，说确实是毛主席批示抓你的，这让父亲很失望。这位“红二代”却感到很正常，“到了上将级别的人被抓，毛主席不会是受蒙蔽。”
这样的观点碰撞同样会发生在聚光灯下的那一群。陈小鲁在2013年10月公开向“文革”中被批斗的老师致歉。朋友郝新平告诉他，另一名昔日朋友强烈地表达了对陈的不满，“陈小鲁不像话”！
11月初，原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孔丹在香港面对媒体，否认了曾传播一时的“孔丹秦晓争吵事件”。但他同时承认，确实与秦晓出现了观念的分歧，有时甚至冲突。此前，两人在“信仰”和“中国道路”问题上的争论，成为备受关注的网络事件。
“他比较固化地坚持西方的理念信条，”孔丹对媒体说，“我则把自己称为‘实事求是派’，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中国应该走中国特色的道路，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那一套。”
对于两位昔日“西纠”老战友之争，陈小鲁感叹：“何必强求呢？”“他们出身一样，有共同的经历，如果观点不同就不能坐到一起，那其他人还怎么寻求共识？”陈小鲁说。他自称“中间派”，主张在现有体制下进行改革，树立宪法权威，实现公民参与治理。
这些年，彭真的儿子傅洋也常会感触于同辈人之间的论争。他的父亲彭真主持修订了1982年宪法。这些年，他做律师，觉得自己的事业与父亲彭真一样，都是“维护宪法的尊严”。
有时在网上看见一些同辈人批判维护宪法尊严，傅洋会感觉愤怒：“要讲道理呀，就是个词，最后被污染了。”
他早就不太喜欢参加“红二代”聚会。彼此都认识，但他感觉这些年“思想观念都变得太不一样”。如果参加，他总是默默吃饭，吃完就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