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诉革命的苦
周海滨回忆，2009年是采访红二代们最容易的一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众多，老人们有迫切的欲望出来讲话。
“他们不希望被遗忘。”周海滨说。他们是“国家之子”，但步入现实，却发觉父辈所遗留的话语力量逐渐减弱，自己也逐渐脱节于时代。
延安儿女联谊会副会长张亚南曾这样述说自己的遭遇：一次大会上，他的一首政治言志诗——《一个共产党员的追求》，遭到一群年轻人的嘲笑;2013年春节，一个团拜会上，他为老一辈鼓与呼的讲话，被人形容为神经病。
这样的境遇并非孤例，越发现与现实的距离，回头向往昔寻求支撑就越成为习惯。3年来，周海滨在访问中发现，如果问他们：回想父亲，眼前出现的画面是什么?如果有个时间按钮，按下就能回到童年，是否愿意?
对于这个问题，大多数人会沉入往事，甚至情绪崩溃。
向往昔寻找支撑，也不可避免地逐渐触碰到历史的迷雾。多年前，胥晓琦曾动员父亲胥治中少将写回忆录，父亲总是摇头拒绝。直到父亲去世，胥晓琦查阅父亲的资料，才知道父亲原来做过党内特派员，——“往事太复杂，父亲不能谈”。
2002年，徐文惠将父亲徐海东大将的文献片拍完后，审查时却遇到问题——不让提父亲在肃反和“文革”中的经历。直到八年后，2010年，这部文献片才得见天日。
罗箭也一样。在给父亲罗瑞卿立传时，许多档案尚未解密。编撰组的人只能看一部分的资料，另一部分的资料则被人用手挡着，禁止观看。
这让罗箭困惑：“没有正史，谣言才会漫天飞。为什么对我们自己人也这么警惕?”
红军授课团上，最让陈人康头疼的，是如何评价一些党的错误。一些在肃反中被错杀干部的后代，讲课之余为父辈鸣冤，让授课团领导最难应付。
最终，授课团设定了“三个不讲，六项注意”：不讲历史纠葛，不讲没有定论的敏感问题，不讲个人观点。
陈人康说：“我们必须不能诉苦，不能诉革命的苦。”
陈人康一直记得，父亲去世前，两人会争论起“文革”。几番争论，父亲最终承认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也有错误和责任。
但在向儿子的观点屈服后，陈世榘总会说起某个在“文革”中被整得很惨的高级将领：“他的确被整得好苦，但他过去整人也是很凶的!你们年轻人要更全面看问题，不是几个人在整人。”
在经历了四年的采访后，周海滨则决定不再打算继续红二代的采访了。“采访越深入，局限性就越明显。”他认为自己的口述史，未来都得出修订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