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陈小鲁等校友在北京八中的校庆活动中与老师握手
父辈的意志
徐文惠所管理的开国元勋文化促进会，成员平均年龄60岁，年迈者已近80岁。他们大都退休，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副部级以上官员的子女。老人们分散在北京各地，有的为了排练，每次往返要坐4个多小时车。
每首歌唱完，64岁的指挥李晓津都会反复强调：“要像当年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样，用感情唱，不用想。”
他们都很认真，不停自我纠正。排练一个配乐诗朗诵的节目时，一名团员仍琢磨着文字——他不太满意“把胜利旗帜插在蒋总府的大楼门上”这句话，想把“蒋总府”改成“蒋匪府”，他觉得这样更有气势。
在北京，活跃着许多类似团体。3年前，徐文惠还在另一个“红二代”组织——“将军后代合唱团”。在这个2008年成立、拥有两百余名成员的团体里，徐文惠担任副政委，随团“唱遍”了中国。
“力图办成一个将革命理想传帮带的大家庭。”她说。
合唱更多的是抒发理想、表达感情的方式，歌唱本身的技巧就不那么讲究。李晓津记得，“将军后代合唱团”曾赴重庆演出。演出结束后大家被薄熙来叫去谈话，批评表演“不够专业”。后来，合唱团为此砍掉了一个节目。
在徐文惠看来，即使历经磨难，红色也是一生的信仰。“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父亲株连，她被关押数年，此后背负着反革命的罪名，一度精神崩溃。直到1987年，在父亲昔日战友王震的帮助下迁居香港。自小习惯了军队生活的徐文惠，却始终无法适应“资产阶级的生活”。
1997年，母亲病逝，定居香港10年的徐文惠决定回到北京，这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事业——花了4年时间，沿着父亲战斗的地方走访了19个省市，完成了一部父亲的文献资料片。
徐文惠总会反复提起：她在1961年11月10日入党，爸爸给其改名“徐红”，意思就是“要女儿做一个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如今，父亲的意志穿越半个多世纪，内化成徐文惠和她的合唱团的基因。
与徐文惠抱有同样信念的，还有开国上将陈士榘之子陈人康。
对于陈人康而言父亲更像是个上级，小时候每次见到父亲都被要求敬军礼。陈世榘对子女说：“我首先是你们的首长，然后才是你们的父亲。”
父亲对毛主席的崇拜，也细化到每一件日常小事中。14岁时，陈人康曾用4个毛主席像章，换了一套军服，陈世榘知晓后勃然大怒：“你怎么能拿毛主席当商品卖!”父亲给妹妹洗衣服时，也总不忘叮嘱：“洗衣服最重要的是领子和袖子。”
“文革”来了，仅仅因为讲了一些江青的坏话，陈人康的母亲被抓进监狱，父亲没敢说一句话。陈士榘对子女说：“要听毛主席的话，你们不能选择母亲，但可以选择走革命的道路。”
革命的血液渗透至这个家庭的肌理，陈人康早早认识到：自己不是某个个人的后代，本质上是国家之子。在那个年代，这其实是一群少年的共同意识。
在历史学者米鹤都看来，父辈所埋下的种子，让高干子弟的“国家之子意识”非常强。对国家事务的表达与参与，既出于天然的使命感，也是内生的需求。他举例说，红卫兵运动之所以发端于北京的中学，与干部子弟高度集中有着重要关系，不少“红二代”正是那个年代的闯将。
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个当时的北京八中学生领袖，凭着特殊的身份和从小培养的良好组织能力，在“文革”伊始就成了北京八中的革委会主任，并在随后担任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纠)的副司令。
而孔丹、秦晓、黄春光等高官后代，也都是“文革”中风云一时的学生领袖。一位受访者对米鹤都回忆，北京四中的一群高干子弟，认为老师领导烂透了，学校被资产阶级把持了，直接把信写到中央。据陈小鲁回忆，四中、八中等校的学潮，甚至获得了个别高层领导的默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