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的“包装”很重要
要想更好地“推销”，除了渠道，报告的包装也很重要。呈送给领导的版本与课题组形成的报告原文往往并不相同，而是经过专门的研究员字斟句酌地重新写作，成文更加精炼、可读性强。一位参与“包装”的智库成员说，“跟记者写文章一样，讲究‘倒金字塔’结构和新闻元素，得让领导看了有阅读欲”。
比如，拟标题就是一门学问。这位人士说，“‘当下经济风险与应对’就比‘当下经济形势与应对’更能引起领导的兴趣。”
为了方便高层领导阅读，递送的报告字体要比较大，“一般规范是办公软件的‘小三’号字”。
智囊机构的专家如果想让自己的建议能更快速的被接受，还要用更简洁易懂的形式来表达。“你要让相关部门很快明白你的意思。”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主任刘峰说，“自己感觉很好，但上面根本不知道你说什么，中间环节就给刷下来了。”
关于政策建议的采纳率，一位智库人士认为，“最重要的还是选题，看选题在当下是不是足够重要，是不是能有助于解决当下的主要矛盾和风险”。
智库的“兴奋”与“遗憾”
在一次座谈会上，迟福林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讲了一个故事。那是在一次去农村的调研中，迟福林看到一位老人只有一条腿，家里还有一位老太太卧床不起。他问乡镇干部这样的家庭是否能得到补助，得到的回答是申请了3个月给了5元钱。“我当时和总理说，这事我听了很心酸。农村应该尽快建立最低救济制度”。
2006年，迟福林在参加温家宝总理主持的“十一五”规划座谈会时，再次提到农村救济制度的问题。当时规划中写道，“十二五”期间国家鼓励在有条件的地区实行农村最低救济制度。而迟福林认为，应该在“十一五”末期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这项制度。
第二年，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比原计划提前了四五年。“我们感到很高兴。无论是不是我们提的建议起了作用，但我们的建议和中央的决策是一致的。”迟福林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却有些遗憾。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在财政政策上面临选择：是继续适度从紧，还是调整为适度放松。时任总理朱镕基，要求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内的各有关部委提出建议。
“我们建议应该扩大国债。”倪红日说，国务院采纳了这个建议，扩大了国债发行用于基础建设。可是发债是有界限的，虽然中央重视风险控制，但后来一些地方政府突破了限制，大量靠发债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导致债务规模不断扩大。
倪红日说，一些建议虽然在当时解决了问题，但如果智库人员在政策跟踪上做得不足，不能够连续地提供决策建议，可能就会留下遗憾。
迟福林也认为，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比，中国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并不匹配。智库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中国应该从政策、制度安排等方面鼓励智库更多为国家决策服务。
(综合北京青年报、南方周末、中央党校网站、人民网等消息)
附：中国部分智库机构
中央党校
校长：刘云山
中央直属重要部门，是干部加强党性锻炼的熔炉，党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经常参与起草各项报告。
中央政策研究室
主任：王沪宁
中国共产党最高智囊机构。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
国家行政学院
院长：杨晶
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是培训高、中级国家公务员的新型学府和培养高层次行政管理及政策研究人才的重要基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李伟
直属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研究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问题，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
国务院研究室
主任：谢伏瞻
承担综合性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任务。为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服务的国务院办事机构。负责起草政府工作报告。
国务院参事室
主任：陈进玉
国务院直属的主管政府参事工作的机构。是政府决策的智力支持机构。
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院长：朱之鑫
直属发改委，以政策研究和咨询为主，参与起草调研五年规划、参与发改委政策研究制定。
中国社科院
院长：王伟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下属很多研究院多是政府部门智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