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社会利益高度分化，市场化社会形成的公民社会逐步成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能量转换的缓冲地带。改革开放三十五年后的今天，因市场化和私有化浪潮的冲刷，社会利益分化程度已经深度而持久。今天的中国不再是铁板一块的平面社会结构，而是有分化而无整合的立体、多元、碎片化社会。分布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或大或小、或强或弱的公民社会，无论以什么名称来界定，它都已经在成长和迅速扩大之中。在这种政治文化土壤中，左和右都会有市场，也都会表现出影响力和互动，但都难以完全操纵社会，或构成席卷社会的力量。因此，即使是政治顶层出现分化甚至是分裂，要想完全把社会卷入进来，对政治力量的动员能力仍然是非凡的挑战。事实上，遑论是某个分化的政治力量，今天即使是统一的政治领导集团想动员社会，把社会力量深度、全面地整合起来，都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个体的不满、群体的张力、政治集团的分歧等等都同时存在，但大都在公民社会的缓冲隔离带里被消解、淡化。事实上，笔者认为，今天我们需要担心的，不是社会随时被鼓动起来，而是因为高度的利益分化和自私自利的市场化倾向，导致公共领域的参与力量被抽空、参与精神被榨干、公共利益的增进和维护缺乏坚守的力量。
第三，新左派和自由派各自构成复杂，立场和界线有时相对模糊。如果说左倾和右倾有较为清晰的区分标准，在中国新左派和自由派的意识形态化成色就要淡得多。本来在中国既没有社会主义的传统，也没有自由主义的传统，无论是新左派还是自由派，都力图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经典理论中寻找理论资源，都是借用西方的学术资源来剖析中国的现实问题，它们都不是一个单一化的学术团队而是由不同政治思想组合而成的政治意见派别。在对市场本身的看法、对行政权力的垄断和扩张、对民主的理念、对社会公正的呼唤以及对多元化的态度上，两者都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立场。正因此，这两派的争论并不足以撕裂意识形态，也不足以引致社会均等力量的对峙，所以也难以成为左右政治走向的根本动力。
因为中国政治结构和基础的变化，以及左派和右派自身的原因，如今的“左”“右”之争尽管打得火热，这种“主义”之争已经难以左右政治的局势，它最多只是舆论争夺的表现，离进入政治议程、形成政治产品还有距离。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定调，“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表态可以看作是对“左”“右”之争的有力回应，并有超越“左”“右”之争的意味。
三、“左”“右”之争的常态化和极化政治思想的防范
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只是要政治认知之分，只要是标志利益取向的不同，那么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它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也不可避免地交锋。激进与保守、变革与改良、图存与创新、自由与平等本身是不可消解的立场之分和价值之争。从意识形态的发展来看，左右之争是常态化的现象。因此，中国的左右之争本身不再是问题，也难以引起实体政治格局全局性动荡或冲突。
从一定意义上讲，左派意识形态侧重于平等，诉求解决民生问题，保护弱势群体;而右派政治意识形态则认同自由，认同优胜劣汰，保护市场竞争。可以说，前者更加吸引普通大众，而后者则是有产者的福音。这两种政治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牵引着政府政策的方向，都是政策创新的驱动力。其实，理性政治的表现，总是在多元并且互动的政治意识形态中寻求平衡和互补。中国政治要可持续、健康地发展，应该找到超越左右之争的路径。
但是，中国政治中有左的传统，并把左看成是更加革命和更加具有合法性的举动，以至于宁左勿右，越左越革命，这也是邓小平提出告戒的初衷。而就当前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现状而言，因为腐败而产生的政治不信任、因为两极分化而产生的仇富排富现象、因为官二代和富二代享受的特权，以及因为经济发展速度预期的下调、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就业的压力以及关系民生领域相当问题的严峻性，使得新左派的观点具有更多的同情者，在社会中下层更有扎实的根基。这本身也不是问题，因为左派总是与社会底层民众的利益取向更加合拍一些。问题是，由于信息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广泛覆盖，新传播渠道和新社会沟通网络、新社会交往空间被开发出来，在新媒体领域，新左派的民粹主义色彩开始形成，某种极化的政治思想的形成条件开始具备。因此，意识形态的任务，不是一定要提供官方的主导意识形态，也不是杜绝所谓的左右之争，也不是去控制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潮流，而是要引导意识形态的方向，防范极化思潮的形成和扩散。在某种意义上讲，今天能够左右中国政治局势的，不是新左派或自由派，而是以左派观点为主体、兼具自由派核心气质的民粹主义的登场，民粹主义可能成为影响中国政治局势的真正黑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