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如今的“左”“右”之争难以左右政治发展
中国存在“左”“右”之争是不争的事实，那么这场不断加温加料的争论还会左右中国政治局势吗？毕竟，历史的伤痛还令人记忆犹新，这也是很多人担心今天中国政治发展失控的原因。笔者认为，今时不同往日，如今的左右之争已经难以左右中国政治发展。
新中国历史上的左倾和右倾之争，争论的焦点在于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发展的重点、节奏、程序等。这场争论之所以能导致全局性政治灾难，有三个基本原因： 第一，意识形态挂帅，领导集团分化不大。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争斗被认为是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也是政治评价的首要标准。政治忠诚的首要表现就是对意识形态的忠诚，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的政治决策。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集团则因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刚性约束几乎是铁板一块。一旦在意识形态上被否定和被打倒，就意味着走向了政治的敌对。因此，左倾和右倾这样的观点之争，就容易上升为路线之争和意识形态之争。其结果，在当时的特定政治气氛中，政治领域没有回旋的空间，要么赞成要么反对，要么是人民要么是敌人，在一元化的政治情结里稍有异议就容易上纲上线。
第二，社会是平面结构，利益分化低，社会沟通不发达。在改革开放之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中，短缺经济的结果是普遍的贫穷。由于没有政府指令之外的合法资源配置渠道，因此社会利益是高度整合的，也没有如今的社会沟通网络和广泛的公民社会空间。这样的政治土壤，容易产生极化的政治思想和行动，因为它有利于动员和群体行动。一旦领导集团的矛盾投放到社会层面，整个被操控的社会力量都将变成领导集团某一方的政治资源而对另一方予以动员型的群体声讨甚至是暴力讨伐，其结果社会容易被牵动，且也因为它的利益高度整合而成为铁板一块，容易被操纵和被利用。新中国历史上的左右之争导致的政治失控，几乎都是由政治精英的分歧扩展至利用社会力量，走群众路线来实现的。
第三，国际环境的诱发。在冷战背景下，在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格局中，中国与苏联的关系逐步恶化，与社会主义阵营的许多国家也展开了论战，与几个周边国家发生了军事冲突，蒋介石还伺机反攻大陆，在这种极为严峻的国际局势下，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为了生存和加快发展，在政治上必须保持高度敏感性，国内的发展政策分歧很容易同国外的意识形态分歧与斗争交织起来。左倾也好，右倾也罢，本来是社会主义发展在无产阶级领导集团内部的争论，最终却因国际因素的掺杂而不断升级，甚至于把右倾机会主义扣上“走资派”、叛徒、反革命等帽子。
如今，情况有了根本不同。左倾和右倾基本上已经不够成严格的、有量级的争论，而左派和右派，或者说新左派和自由派的争论环境也发展了极大变化。第一，政治领导集团不再铁板一块，意识形态的刚性制约力量在衰减。就影响中国政治发展而言，政治领导集团可以分为三种力量，一是领导权力集团，这是掌握党政实权的领导精英；二是领导智囊集团，这是为领导精英出谋划策的师爷；三是领导舆论集团，这是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和舆论领袖。这三者都对中国政治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力，是公共政策的供给方。但是，这三者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他们的立场、看待问题的角度等都差异很大。领导权力集团看重的是权力的实际占有和巩固。智囊集团看重的是政策贩卖和实际问题的解决。舆论集团看重的是追求真理和公众利益表达。此外，这三者各自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领导权力集团有中央与地方之分，有上级和下级之别。两者对权力的认识以及对权力的责任意识也非常不同。智囊集团事实上分为党系、政府系和学术系，这三者的政治地位、政治机会、政治名望和政治影响力也不同。舆论集团有官方、民办，有平面媒体和多媒体，还有自媒体，其中的公知和意见领袖，并不见得都有公共道德，很容易被收买和操纵，分化更加明显。而更重要的是，无论是新左派或是自由派，在这三种力量的分布上，并不一定立场整齐划一，可能犬牙交错。而作为政策共同体，如果这三种领导力量不能在某个议题上形成共识，则领导集团的领导力和执行力都将打折扣。正因此，意见不同上升为路线之争乃至生死之战的可能性已经几乎不存在，意识形态的约束力已经大为削弱，包容、协商和妥协则成为更常态的政治行动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