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特约评论员 谢志平
从十八大至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段时间，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仿佛炽热化了。这种争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明确走市场经济道路后，伴随市场改革和社会矛盾同时深化而不断扩展的必然结果。炽烈的“左”“右”之争，在新一轮中国政治权力整体交棒的前后发生，加之某些政治明星高调的执政表现及其戏剧化的结果，使很多人担心中国政治发展的走向会否失控。
一、中国意义上的“左”“右”之争及其重心的转移
政治术语中“左”和“右”的概念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当时在议会中要求革命、不同意君主立宪制的第三等级激进派坐在主持人左边席位，而要求保留国王、反对共和制的保皇派则坐到右边席位，由此产生了革命“左派”与保守“右派”的称呼。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马克思主义者把信仰马克思主义，执行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划为“左派”，也即无产阶级革命派，反之则划为“右派”，也即资产阶级反动派。上世纪初，列宁和斯大林开始用左倾概念指代无产阶级内部的激进派，并将左倾视为错误路线，由此产生了“左倾”和“右倾”的区分。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左就是“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而“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左和右都不好。邓小平后来强调，在发展中既要防“左”也要防右，但主要是防“左”。从语意发展来看，在中国官方意识形态里“左”“右”主要是指左倾和右倾，不对应传统意义上的左派和右派，或者说都是在左派范畴内进行的区分，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坚持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和体制，不存在方向性问题，主要分歧在于发展速度、发展重点、发展具体方针等。这场左右之争的结果，是左倾主义路线在一段时间里主宰了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发展，其最激进的表现，包括“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它甚至将持不同意见者踢出了社会主义阵营，将其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左倾化到极致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发展为核心的相关经济、政治与社会政策必须长期坚持，并提出主要是要防左，这样左倾和右倾之争就不再明显了。今天即使有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导人仍然强调GDP高速发展，仍然靠拍脑袋决策、不顾实际情况上马项目和工程，其实针对的都不是发展纯粹的公有经济，反倒是在加快发展市场经济体系和非公经济成分，这个与传统的左倾就不是一回事了。
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努力，引起一些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现象在中国发展。伴随市场化建设的推进，中国的社会结构出现失衡、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社会财富两极分化、政治腐败弥漫式发展，具有传统意味的左派和右派再度兴起，两者分别以所谓“新左派”和自由派登场，先是各自言说，表达自己的立场和关注点，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直接交锋，经历十六大和十七大，以十八大以来为盛。总体来说，这期间的争论其实有不同的重点。十八大以前的“左”“右”之争，新左派的兴趣点是对市场经济的批判和拒斥，自由派的兴趣点则在于对传统政治体制的批判和革新。新左派总的观点认为，中国当前严重社会问题的根源是私有化和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导致的，因此要求国家更大程度的干预并保护弱势群体，捍卫社会公平;而自由派总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不是问题的根源，问题是陈旧僵化的政治体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所致，并且政府利用特权获取垄断利益形成腐败。因此，新左派要求更加重视平等，要与市场经济保持距离并对经济全球化保持警惕，而自由派则认为要破除官僚体制的等级特权和垄断，让市场更加自由发展，并建立法治政府。
临近十八大及至今，这场争论之所以显得炽热，一方面是想在新领导集体换届之际制造声势并影响政治布局，另则在于将焦点集中到政治体制问题上。因为无论是新左派还是自由派，都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取向不可能逆转，因此交锋的阵地就集中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来。新左派捍卫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与体制，不认为传统政治体制有什么问题，甚至认为中国今天的问题需要用群众运动或直接民主(大众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因此他们也不认为文革的大民主有什么问题。他们尤其不能接受西方的政治体制，包括三权分立、多党制等，甚至认为“人权”、“公民社会”、“宪政”等都是西方政治的包装陷阱，应该摒弃并发展自己的政治话语体系。自由派则认为，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私有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确定走市场化道路，政治民主化是必然要求，也是必然结果。而要走民主化道路，则必须在宪政体制、党与政府的关系，甚至军队与党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变革，并切实推进法治国家建设。
总结来说，中国的“左”“右”之争，其实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方面是指传统左派内部的左倾和右倾的争论，这场争论曾经将中国发展深度卷入并导致悲剧性后果，现在基本消停。另一方面是指新左派和自由派的争论，这场争论在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呈现并加快发展，由经济发展论争逐步转移到政治发展论争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