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本为“挽救教育”
在代理众多劳教案中，徐利平更真实地感受到，当地公安部门运用劳教工具时的“得心应手”。
任建宇转发微博的情况，彭水县民警找他了解清楚后表示“没事了”、“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任建宇称，当时看到警方对他的处理是教育警告。但随后民警来找任建宇，并最终对其做出劳教决定。
同一事实，先被告知“没事”后又被“劳教”，徐利平认为，这是“一定要搞任建宇”。
而永州市劳教委决定劳教唐慧，徐利平认为是担心唐慧在当年将召开的十八大期间上访，“动机就是这个，一定要关起来。”
兰州赵梅福被劳教的背景更明显，十八大召开前夕她到了北京。兰州市皋兰县公安局回访时发现后，到北京将其“接回”并直接投送至劳教所。
徐利平说，劳教所人员曾对赵梅福说 “先关上两周”，这明显就是要拖过十八大的会期。
“劳教变成了公安部门维稳、截访的工具。”他总结说。而2010年6月，人民日报就曾刊文指出，要警惕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把劳教当成打压上访的工具。
劳教制度的形成，基于三个文件：1957年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年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和1982年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
但如果严格执行这三个规定，也不会出现任建宇案和唐慧案，因为根据上述规定，各地劳教委会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的负责人组成，领导和管理劳动教养工作，并审查批准劳动教养决定。
问题出在公安部2002年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其中第二条、第三条规定了劳动教养决定权归属公安机关。
徐利平表示，这一规定出台后，“各地公安机关越权行使着本应当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劳教委的行政职权，实属严重违法。”
徐利平说，代理了这么多劳教案子，最大的感触就是劳教体制混乱，且异化成了有关部门管控社会的一种强力手段，而不是教育手段；劳教的作用成了威慑，而非挽救教育。无论是惯偷、卖淫嫖娼者，还是上访户，被劳教后也没有什么效果，反而导致他们抵触情绪很强。
上述规定除了让公安部门越权行使职权，还明显扩大了劳教所能使用的范围。
徐利平为此还联合另一位律师致信公安部，要求废止《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中相关条款。
一度比较悲观
实际上，中央高层一直有心改变劳教制度，如1987年，国务院就将“劳教法”列入“七五立法规划”；1991年，司法部将劳动教养法送审稿报国务院审议，未果；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劳动教养立法纳入“九五立法规划”，后被搁置。而《人民日报》也指出，在2000年《立法法》等法律颁布后，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只能由法律设定，“劳教已陷入不合法的窘境”。
但20多年来动作频频，却未有结果，原因何在？
徐利平说，或因社会稳定形势不理想，想找找机会“等治安好时再改”。但中国社会在转型，涌现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个机会一直等不到”。
但社会对劳教制度的批评却日趋广泛、尖锐起来，尤其是从去年开始，由于大量匪夷所思的劳教个案的涌现，人们对劳教制度的批评达到了一个高峰，同时也变得更加深入。
徐利平表示，对于劳教制度的批评，数十年来大家都是重复相同观点，“扣一顶违宪的帽子”。而通过去、今两年的深入讨论，“不光关注违法性问题，还关注到未来改革”。
如徐利平曾在微博上发了《劳教话题16谈》的长微博，随后又与斯伟江律师合作撰写《劳教废改，何去何从？》，发表在媒体上。
文章称，改革派提出了“司法化”改造的思路，即废止劳教制度，制定新法（如《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来替代，并将强制教育的决定权交给法院。这一派占据了上风，且和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的意图基本契合。
如今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于废止劳教制度的原则性决定，以及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要求法院积极配合劳教制度改革，探索完善轻微刑事案件快审快结机制，都印证了两位律师的预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