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邓颖超。（拍摄时间不详）
唯一一次破例也是为了大局
周尔均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七伯有着高度的原则性，对待和处理任何事情，旗帜都很鲜明。他对公事私事分得很清，他可以听我们汇报工作情况，也会借机会做调查研究，但从来不会轻易表态，更不准我们传达他的意见。”
但有一次，周恩来却破了例。1955年，周尔均正在总后勤部的重庆办事处工作。有一次他到北京汇报工作后，和邓在军一起到中南海见周恩来。当时周恩来问周尔均到北京来做什么，当听到他是来汇报“肃反”工作时，周恩来变得严肃起来：“说说你们单位的肃反情况吧。”听完他说的情况之后，周恩来沉思了一会儿说：“你们西南军区那边解放得比较晚，反革命的情况肯定会有，开展肃清反革命运动是必要的，查出问题也很正常。但你们一个军级单位，查出这么多反革命，出现这么多重大政治历史问题，肯定不正常。你给你们领导带个话，这关系到很多人的政治生命，要慎重。就说这是我周恩来的意见。”
周尔均回到重庆，立刻向上级领导汇报。所在单位立即落实，纠正偏差，保护了很大一批人。“伯伯关心和爱护所有的人。他做一切事情都是从民族发展、国家安定的角度出发。”邓在军说。
“文革”后期，周恩来处于一种“苦”和“难”的境地，内心也非常郁闷。周恩来秘书纪东曾经回忆，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周总理有多条路可选：一是惟命是从，完全按照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不折不扣地执行；二是公开与毛主席抗争，阻止、抵制“文革”的发生、发展和错误；三是随波逐流，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同流合污；四是消极怠工，少做工作，减少精神和身体的压力；五是退避三舍，养病治病，安度晚年；六是舍身忘我，把这个国家带出浩劫。选择前五条中的任何一条，总理都可以“保”住自己的身体、地位、名誉，可他却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1970年庐山会议之前，纪东替周恩来整理文件，看到办公桌上一张白纸上，总理用铅笔写了几句的戏文：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种菜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干。
这几句西厢记的戏文真实反映了周恩来当时的艰难处境。但周尔均认为，幸运的是，毛主席对周恩来终归还是很信任的，两个人相互之间也很关心。到“文革”后期，中央政治局虽然按毛泽东指示，开会批判周恩来，但毛主席还是很关心他，让人把自己的沙发抬去给他，希望重病中的周恩来坐得舒服些。而知道毛主席的眼睛不好，周恩来也把自己的老花镜送给了主席。
周尔均至今保留着一张毛主席和周恩来在1974年的照片，这是两人最后一张握手的照片。1974年以后，两个人身体都不好，周恩来就很少见主席了。不过1974年四届人大会议召开前夕，江青集团极力想掌权，派了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这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当时，叶剑英认为只有周恩来出面才能挽回局面，想方设法让病重的周恩来到长沙见了主席。随后主席批评了王洪文，跟周恩来一直谈到了深夜。虽然两人的这次谈话内容永远成了一个谜，但周尔均说：“总理和主席谈话出来后很高兴，还和身边的人一起吃了给主席祝寿的面。毛主席终归还是信任总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