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赵胜利（西纠作战部长）、孔丹（西纠司令）、秦晓（西纠宣传部长）
10月19日，毛主席诗词书画展在银川开幕，陈小鲁和几十名红二代去捧场，到当年红军三军会师的地方，瞻仰伟人足迹。有两三个红二代对陈小鲁说起道歉的事，“你写得好，写得对。”陈小鲁知道肯定有不赞同的，但谁也不讲，“人情大于政治，碍着交情，不同意你不会跟你讲的。”
在红色后代的交往中，似乎已经达成某种默契，他们很少谈论现实政治，当然，并非淡漠或没有主张。“如果观点一致，愿意谈就多谈点，观点不大一致又愿意谈，就少谈一点，总是不能伤了和气。”
也有例外。胡德华曾经在炎黄春秋研讨会上披露，两位红二代在校友聚会上吵起来，质疑彼此的政治信仰和个人操守，甚至大爆粗口。胡德华说，事情都知道，道理也都明白，但是不能说，不能商量。两位红二代，一个是孔丹，一个是秦晓。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政治生活逐渐恢复。孔丹在1978年成为吴敬琏的研究生，秦晓是山西矿业学院的工农兵学员，先后调入煤炭、石油部工作。后来，两人分别成了张劲夫和宋任穷的秘书。
1984年，孔丹进入成立不满一年的光大银行，两年后，秦晓去了中信——都没有选择从政。有人劝秦晓，他的回应是，“在学校的时候，不想进政治圈，是认为中国面临的不是政治问题，是经济问题。父辈们打天下，我们建设祖国，是文化革命把我们推上了政治舞台，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就认识到我们这批人不适合从政。”
为什么不适合，他没有解释。在金融国企岗位上，两人都快速晋升，但各自的政治信仰渐行渐远。
1997年，秦晓在中央党校学习，《资本论》课上，他问老师，马克思的理论是经济决定论，但历史发展、文明演进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他假设人不是理性的，工人只要掌握了生产资料，就会把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一连串问题，老师未能正面回答。
当时，孔丹也在班里，他就在后面拽秦晓，因为党校里有中组部的代表，他怕秦晓被抓了辫子。
陈小鲁告诉我，他不在场，听说争执当天两人喝多了。
1990年代末，秦晓重新认识了现代性的问题，对中国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认识也发生了转变。“以前，我比较赞同新权威主义，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民主问题上，我希望有个强势的政府。但是后来转向对启蒙价值和现代社会制度的认同。”
分歧是如此显明。“根本问题就是我认为他比较固化地坚持西方的理念信条，”孔丹说，“我则把自己称为‘实事求是派’，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中国应该走中国特色的道路，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那一套。”
陈小鲁曾提出一个“共产党光谱学说”：共产党是个光谱，由七色组成，从深蓝到红。合起来才是白光，才是真正的共产党。
比之历史，现今的革命后代就是红光的色散，而一番番历史事件和个人经历，正像棱镜一般。
1985年，陈小鲁从英国回国，结束了四年多的驻外武官生涯，到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任研究员。一次，他遇到当时的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后者关照说，“你对工作有什么想法？要不要换个地方？”到了92年，时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也欢迎他去工作。陈小鲁都谢绝了。
他选择了“中央政改研讨小组办公室”，因为兴趣，那是1986年10月。政改办的人看中陈小鲁的海外经历和红二代背景，“可能认为代表一方面的力量吧，其实也代表不了，在“红”字上大家情结差不多，但现实观点有很大差别。”
在我采访陈小鲁的当天，薄熙来案在山东省高院二审宣判，维持一审无期徒刑判决的原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