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春,习仲勋与胡耀邦在广东。
习仲勋有担当。
1947年7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晋绥土改的滥斗、滥杀的“经验”被推广，“左”的风潮蔓延到了陕甘宁边区。那时，没有官员敢站出来非议、反对这种“左”的做法，谁反对马上就会被拉出来，当作地主来斗。
但习仲勋敢，而且还敢把事情捅到毛泽东那里。他在给毛的报告列数了种种恶劣的做法，强调应当实事求是，严格掌握划定成分的界限，不搞扩大化。
1948年1月，毛泽东先后批转了习仲勋的两份报告，对于纠正当年土改的“左”的错误产生了重大影响。
1978年9月，广东惠州地区检察分院普通干部麦子灿，给时任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写了一封措辞尖锐、强硬的批评信。
信中说：“我同你不熟悉，也未见过面，只听过你讲话的传达，只见过你的指示发表在报纸上。但从上述的接触中，我感觉到你还是一个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喜欢夸夸其谈的人。”
信中认为，习仲勋对惠州地区治水两大工程——澳河和潼河整治效果评价过高，不符事实。“这些漂亮话都是纸上和口头上的东西，都是听汇报得来的。但群众意见如何，群众呼声如何，你有否去听一听，是否真正如惠州地委讲的那么漂亮?我劝你认真下去听听群众的意见……所以说，你一讲话，就表了态，骑上了这只大虎更难下啊!”
信的结尾说：“你讲话中不是常说爱听刺耳话，说什么‘良药苦口利于病’吗?现在给你提两个刺耳的意见，看你是否‘叶公好龙’?”
10月18日，习仲勋给他回信：“你的来信很好，对我们各级政府班子特别是负责干部目前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我表示诚恳接受，并决定将你的来信转发各地，以便进一步把党内民主空气发扬起来。为了更充分地听取你的意见，现趁刘田夫同志(省委书记)前来帮助惠州地委整风之便，委托他同你面谈，并请刘田夫同志帮助地委切实解决你所反映的问题。”
随后，习仲勋在省革委会上自曝来信。他说：“这封信写得好，还可以写得重一点。下面干部敢讲话，这是一种好风气，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不要怕听刺耳的话，写信的同志相信我不会打击报复他，这是对我们的信任。”
两天后，习仲勋又给全省县以上党委和省直局以上负责人写了一封公开信，将麦子灿的来信和他的回信一并转发。“请在党委中进行讨论。”他说，“麦子灿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对我们党内至今还严重存在的不实事求是、脱离群众等坏作风的有力针砭，应该使我们出一身冷汗，清醒过来。”
这些信件由新华社全文照发，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当年读到这些报道时，很多年轻人都记住了习仲勋这个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