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土地私有化会提高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成本，有害于土地配置效率提高。
土地私有化和自由买卖不仅可能导致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聚，产生土地食利阶层，还可能发生贱卖轻甩或漫天要价的现象。贱卖轻甩会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损害农民的利益；漫天要价会使土地所有者获得不应该得到的土地增值的全部收益，从而加大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成本，有害于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另外，有人将农地非农化都称之“圈地运动”，这是不恰当的说法，只有利用特权和暴力，强行剥夺或低价大量征收、圈占农民土地的行为，才是所谓“圈地运动”。必要的合理合法的、给失地农民合理补偿的、又不闲置浪费的征地，是在保护了农民利益的前提下有利于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行为。
4.土地私有化可能导致城市贫民窟化。
土地出卖以后，农民在农村无立足之地，再加上土地集中、机械化耕种，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只需要很少的劳动力，大量失地农民只能到城镇谋生。但是这种迁移不是经济发展带来的水到渠成的城镇化，只能在城市形成大面积的贫民窟，成为所谓“城市贫民窟化”，一方面农村凋敝，小农破产，另一方面失地农民大批涌进城市而难以就业。
5.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不是土地私有化。
“三农”问题的根源不在土地公有制。农业分散、小规模经营，土地抛荒、难以合理流转，土地征用和补偿不合理、部分“三无”农民出现，各种涉农腐败、农民利益受损害等现象产生的原因不是土地没有私有化，这些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土地使用、流转、征用、补偿的制度有缺陷，经营管理有问题，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改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最根本的是工业化和城镇化还没有实现，能够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有相当部分没有转移，农业也还没有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新农村还在建设之中。这些问题及其原因并不是土地公有制的必然，也不是不可克服的。因此，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不是土地私有化，“三农”问题不是土地私有化而能一“化”了之的。
我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途径应该是“三化一新加反哺”，即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即农业的产业化、机械化、信息化、特色化、绿色化、优质化、多业化、高效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在制度上，主要是坚持和完善农村集体所有制及其经营方式，改进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建立和健全农地合理流转、占用、补偿制度，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和劳动就业工资制度，尽快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