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努力解决进城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拉美国家城市化教训表明，城市化不能过于超前，应与产业结构相协调，实现社会经济良性循环，避免滋生“城市病”。就业岗位的提供是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首要条件，为此，应制定有利于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适度压缩资金密集型产业过度发展的政策，为农村转移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就业岗位的创造依然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问题，应努力使农村进城人口具有相对稳定的职业。
我国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大多从事低端服务业，如城市建筑、餐饮住宿、批发零售、房屋装修、废品收购等行业，其数量规模之庞大早已远远超出城市的接纳能力。为此，应加快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促进第三产业良性发展，努力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问题。要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并举，扩大非正规就业是解决城市就业问题的一条重要渠道。
4. 要防止出现“贫民窟”现象。拉美地区平均城市化率已达80%。城市化率高，人口过分集中于大城市，城市就业问题又解决得不好，结果造成大量城市贫困人口。这些人买不起住房，大都在城乡结合部抢占地皮，自行搭建简陋住所，逐渐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给城市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2001年，拉美城市贫民窟居民达到1.27亿，占城市人口的1/3。一些大城市，如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利马等，都被大片贫民窟包围。贫民窟通常没有正规道路或街道以及供水、供电系统，水电供应往往是从城市供水、供电系统“偷”来的，也没有公共环卫系统。贫民窟居民在物质与生存层面难以与所在城市融合，在文化层面上更加融合不到一起。更严重的是，这类地区社会治安情况不好，黑社会势力横行，非法枪支泛滥，各类犯罪活动猖獗。贫困人口在大城市大量集中，也是拉美国家容易发生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目前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是以租赁住房为主，无论是租住城里楼房的地下室，还是租住城乡结合部的民房，都是面积狭小，卫生、采光、通风、环境条件普遍较差的。由于没有当地城镇户口，不属于城镇住房保障制度规定的保障对象，没有资格享受城镇住房保障制度规定的最低住房水平。长期下去，恶劣的居住环境会使农村进城人口产生越来越大的心理落差，不利于社会稳定。
5. 加强对流动人口管理，合理地引导和调控人口流动。政府管理缺位及政策导向失误，是拉美城市化失控的重要原因。首先，拉美国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长期处于一种无序状态，政府的态度先是放任自流，后是束手无策。未能及时合理地遏制和引导国内移民潮，是拉美城市人口失控的重要原因。与发达国家不同，拉美农村促使农民进城的原因并不是因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造成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而是由于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和错误的农村现代化模式使得大量农民在农村无法生存而涌入城市。而此时拉美国家的工业基础还很薄弱，尚不具备吸纳大量就业的能力，农村人口大规模的转移必然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及时合理地引导和调控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拉美各国政府认为农民向城市的迁移是城市化的自然现象，农村大量劳动力的流出，可以缓解农村的社会冲突，因而对自发的移民潮不加引导和调控。其次，在进入快速城市化时期，拉美政府没有及时探索并找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而是放任其城市化沿着以大城市急剧扩张为中心的路子发展，以致大城市人口压力过大。原本以为可以缓解的农村社会冲突，也随之转移到了城市，造成诸多更难解决的城市问题，各国政府此时再想去遏制移民潮已经很困难了。为了缓解压力，政府只能加大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改善城市的社会生活条件，结果又导致城市吸引力的增加和更多移民的涌入，拉美的城市化由此陷入了恶性循环。
我国目前在人口管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难题是：城市常住人口过度膨胀，流动人口越来越多。据北京市统计局2013年1月发布的数字，2012年北京市常住人口2069万，其中常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773.8万人。越来越多北京的外来务工人员拖家带口，不仅是已在城里找到比较稳定的工作的，甚至连卖菜的、摆摊的、卖废品的外来务工人员都把家属带到了城里居住、上学。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不仅给城市的就业、交通造成巨大压力，而且给城市管理带来严重困难，如今在北京的许多路边和小区门口，挤满了摆摊的、卖菜的人员。一到晚上，街头的食品摊点烟熏火燎，不仅阻碍交通，而且污染了空气。另外，无序的外来人口增加了社会治安的难度，入室盗窃和抢劫的情况越来越多，各种刑事案件不断发生，群众越来越缺少安全感。政府如果不及时制定相应政策，对于流动人口进行合理的限制和调控，大城市的管理难度会越来越大，各种“城市病”会越来越严重。
要控制人口规模必须首先建立长效人口管理机制，完善人口调控体系，制定有效的政策法规，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应加强城市社区管理体系建设，依托社区完善流动人口和出租房管理机制，强化社区流动人口综合管理职能，加强对流动人口聚居区和“城中村”的综合规划和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