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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红卫兵自述文革旧事:曾得到周恩来赔礼道歉

后来,我们“红星”战斗队的队部变成了俱乐部,大家买些酒,在那过夜。当时,阳早、寒春等4名美国专家写了大字报,要求对外国同志不搞特殊化,要求和中国民众一样参加文化大革命。

  英伦的左派

  出国签证立刻就批了,国家还答应给我们出路费。我们觉得这是个见世面的机会,就跟他们说:你们别给我们买机票了,把机票钱给我们,我们自己想办法。后来,他们答应了。我印象中,给了我跟我哥每人一千美金。

  于是,我们坐火车去了香港,再从香港坐船到新加坡,从新加坡陆路到马来西亚的槟城,再坐船去印度的马德拉斯,一路坐车到了英国。这一路走了大概有五个月吧。在印度,我们呆了三个月,就跟当年红卫兵大串联一样,睡在车站的站台上,把贵重东西包起来当枕头这么一枕。

  因为文化大革命的耽误,我中学就等于没上,到伦敦以后,首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把中学的课程基本补下来了。1975年我考上了伦敦大学,学的是物理专业。

  1973年临行的时候,我妈嘱咐我们说:你们这次回英国以后,要扎根在无产阶级中间。我到了伦敦以后,很快就找到工作,进入工厂。除了解决生计,也有我妈嘱咐的这个阶级立场的原因。我加入了工会,只要是工会组织的工人斗争什么的,我都积极参加。

  当时我也参加过几个极左组织。我父母原来都是英共的,中苏决裂以后,我们就算它是修正主义党了,我就对它没有兴趣了。当时还有两个组织,一个叫英共(马列),即英国共产党马列派(CPBMC);还有一个叫做英联,英国共产主义联盟(CFBMC)。我参加过两次他们的组织活动,但实际上我还没有被正式接受就被淘汰出局了。因为跟他们比,可能我思想太右。

  • 责任编辑:单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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