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我们的宿舍楼是个五层的筒子楼，好像二、四层是女生，一、三、五层是男生。二、四楼把西头给堵了，一、三、五楼把东头给堵了，反正就是男女生是串不了的，不走一个楼梯。正好我们是在五层，上边有个口能爬上楼顶去，就像做工事似的，搬一些砖头瓦块摆在楼沿边上。有人还把暖气都给拆了，把那暖气片、铁棍分拆开，也放在楼沿边上。可是后来也没人来攻打我们。
北大附中早先有种死气沉沉的劲儿，文化大革命搞起来以后，倒是热闹了。原来男女生的界限分得可清楚了，这一文革，男女生之间就开始来往了。特别是军训以后，学校开始组织一些集体活动，男女生都在一块。
那时我住校，我们几个男生和几个女生，负责守卫北大附中的南门。我们都盼着黄昏时候那段自由活动的时间，因为那段时间，可以和女生们交流。我那时心情特别好，心里有一种暗暗的、朦胧的兴奋。因为其中有一个女生，非常漂亮，我特别喜欢她，但是不敢说出来。不过，这时能够跟她一块说说话，我就觉得很得意了。我记得后来有一回中午去运河游泳，就在空军指挥学院那边，我看见她了。哎呦，好美啊。那种朦胧的感觉，挺兴奋的。这是文革前没有的。
外国人中的造反派
文化大革命中，在北京的外国人主要是些专家，对文革的态度当时也分好几派，一派是反对，一派是旁观，还有一派是积极参与。
像马海德啊，路易·艾黎这些人，一开始就不支持文化大革命。他们好像就觉得，我们是老革命，文革受冲击了。还有一种是以爱德乐(编者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外籍专家)为代表的，对此也不感冒，认为咱们是外国人，文革是中国人的革命，咱们靠边，不要去掺和。还有一派是像我父母这样的，原来人家就说他们是“百分之三百”，像阳早(美国人，时任中国电影发行公司译校)、寒春(阳早之妻，时任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图片特稿社译校)、李敦白(中央广播事业局的美籍专家)、史克(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美籍专家)等，又写大字报，又要参与造反，今天参加这个大会，明天去批判那个走资派，就把文化大革命当成是自己的事了。
当时，阳早、寒春等4名美国专家写了大字报，要求对外国同志不搞特殊化，要求和中国民众一样参加文化大革命。
这张大字报的背景，是文革开始时，外事管理部门有“内外有别”的政策。这些人感到自己是全心全意来参加中国革命的，被排斥在外，特别不高兴。大字报转上去，毛主席看了以后，做了个批示。这个“9.8批示”的大意是：他们及其子女如果愿意，应该欢迎他们参加运动，让他们跟中国同志一样。
之后，一批外国人就成立了一个老外的群众造反组织，叫“白求恩-延安”，我父母都是这个组织的。当时在京的外国专家大都住在友谊宾馆，有了主席的批示，外专局就得提供方便啊，就把南配楼的一个会议室拿出来免费使用，作为“白求恩-延安”定期开会的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