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们成立了革命造反组织，我们这些孩子们也不甘示弱，成立了一个“红星”战斗队，算是外国人的红卫兵组织吧。这些外国孩子大多不是在中国出生的，是1950年代、1960年代跟随父母到中国的。我们柯家弟兄三个，都是在中国长大的，但我父母觉得不能把西方文化都丢掉，对我们的教育兼有西化的内容，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横跨中外，跟这些外国孩子也能打成一片。
“红星”其实充其量也就十几个人，组织也不严密，而且缺乏“牛宫彭”那样善于组织和煽动的领袖，所以大家都有点不冷不热的。不过，对孩子们来说，反正是个挺好玩的事。外专局在南配楼给我们也安排了一间房。
我们有时候要学习，有时候要讨论，还要做些宣传。我还曾经一度被选为宣传委员。有一个巴西专家，是“白求恩-延安”的，特别支持我们青年人，给我们弄了一套油印机。我就在友谊宾馆那个红星队部里整天刻蜡版，还油印出一些宣传刊物。有一个哥伦比亚姑娘，挺热情，她用西班牙语写了一个大字报。我能看懂个大意，是批评友谊宾馆，认为他们把社会主义的宾馆办得跟资本主义的星级酒店没什么两样了。
后来，这种状态逐渐就变了，特别是有些人的爹妈被“无产阶级专政”抓起来之后，我们没人管，开始进入颓废时期。我们的队部成了俱乐部，大家买些酒，在那过夜。这时候我们的精神状态，已经不是当初的“豪情万丈”了。
“国际间谍”
1967年，北大附中就开始分配了。我要好的几个同学陆续走了，有的参军了，有的下乡了。
我觉得待在家里没意思，就通过“红星”联系了北京第二机床厂去劳动锻炼。那回，外国孩子去了一批，可能有十几个。我们不是分配工作，是去“与工农相结合”。当时挺苦的，尤其是上大夜班。
在那待了有一两个月，我独自一人又找到光华木材厂，到那里去锻炼了。我爸爸出事的时候，我正在那里干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