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知识的梦想是一个全知全能的梦想，这是一个注定破产的梦想。尽管现代人会谦虚地说，认识整个世界是一个无穷过程。这种说法的意思是，即使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知识，也能够越来越逼近完全的知识。科学的进步被认为是现代知识成就的最好证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确实越来越深入，但对人类自身的生活理解却未必越来越正确，尤其对于人类的未来毫无把握，这一点正是现代知识的局限。认识自然是解密，而认识生活却是博弈，人是人的对手，对手可以自由地改变问题的答案，于是，生活没有唯一答案，也就等于没有确定性和必然性，因此，对于生活来说，试图把握未来的必然性和确定性的知识梦想注定破产。我们需要另一种思维。当失去必然性，剩下的思考对象就只有可能性了，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要理解的不是必然性，而是可能性，由于人代表着各种可能性，因此，在存在论上说，要思考的是人与人的互动关系，而从逻辑上说，就是可能性与可能性的互动关系。
现代知识试图在可能性中发现必然性，比如说发现“历史进步的必然性”或者“历史的必然规律”、“历史的必然发展方向”之类，问题是，人、生活和历史的可能性并不听从知识所想象的必然性，层出不穷的可能性总是解构必然性。全球游戏使各种复杂的互动问题凸显出来，因此，今天需要一种新的知识论来思考可能性的互动性，否则无法理解全球时代的新问题。我试图反思哲学的一个根基问题：思想不是由“我思”（cogito）确定的，而是由“我行”（facio）决定的，因此，“我行故我在”（facio ergo sum）是比“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更基本的问题。人的行动意味着各种互动状态：人与人的互动，可能性与可能性的互动，当下行为与未来的互动。“我行”的问题意味着存在的本质是未来性，就是说，存在不是因为必然性而具有意义，相反，存在因为可能性而具有意义。可能性不是简单地摆在前面的潜在未来，可能性并非给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的行为选择而不断变化的，任何行动都使未来的可能性组合立刻发生变化，就是说，未来的可能性因为人的现时行动而不断变化，同时，未来的可能性也诱惑着行为的选择，因此，人的行动和未来之间是一个互动关系。当意识到存在的意义在于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就可以进一步理解人类游戏的复杂性、语境性和互动性。
回到如何解释苏格拉底的问题，关键要看清楚，对错的概念如果缺乏理解所需的条件、语境和互动性，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所谓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要看是在哪个范围内的知道？是在什么条件下的错误？是对于谁的错误？这样才有可能去解释为什么人们有时候宁可明知故犯，在什么意义上明知故犯。如果不给条件，就试图断言什么是正确和错误，就是在伪造必然性。我在《每个人的政治》的前言里提到的关于“好在哪儿”的故事，其原型是姜文，姜文是个认真的导演，他关心的问题是“好在哪儿”而不是“好”。这是个可怕的思想问题，足以问倒随便叫好的人。比如说，抽象地肯定人权、自由、民主等等大家都喜欢的词汇是好的，这比较容易，但要说说这些概念好在哪儿，就难一些，没准就说乱了。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国家需要一个宪法，宪法确定各种事情的合法性，那么，宪法自身的合法性在哪儿？逻辑上说，既然宪法的有效覆盖范围是全部公民，那么，宪法就必需是每一个公民同意的普遍契约。如何证明全体公民一致同意，这是个难题，通常把民主意见看作是证明，但这个证明显然不正确，因为多数人意见不等于全体一致意见。
一般来说，几乎所有人算小账都不会错，只有遇到大问题才会算错账。关于“小账”的知识大概相当于个人日常生存所需的生活知识，就此而言，每个人能够知道的几乎一样多，哪怕是爱因斯坦那么聪明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一点知识优势都没有。这意味着，在日常生活方面，不存在知识论上的难题。关于生活的简单知识经常被编为一些格言警句而广受欢迎，但格言警句并不能使人变得更智慧，因为那些格言无非是每个人本来就懂或者很快就要懂的经验教训，只要进入社会，生活经验将会告诉每个人同样的道理。格言警句的意义不在于思想，而是人们的一种分享经验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