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我想说的是，民主必须是一个始终可以反思的概念，是一个开放的能够不断改进的制度，显然不能以现代民主去封闭民主的概念。难道民主不能进一步改进升级吗？难道在全球时代不能够发明一种比现代民主更合适的民主吗？进一步说，民主是一种手段，目的是拒绝专制、保护自由和促进平等，假如未来人们发现另一种能够更有效拒绝专制、保护自由和平等的制度安排，难道不能称为民主吗？或者，不能命名为一种更好的制度吗？
确定性的丧失
现代试图建构一切必然和确定的东西，知识、标准、规则和制度。必然性和确定性的追求，从根本上说是追求安全，是为了预知未来，把未来提前管理起来，这是现代的一个典型的人定胜天的梦想。现代人希望能够通过严格可信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去确定未来是什么样的，以便做事万无一失，永远正确。
但是，事与愿违，当代科学已经发现，具有复杂性的系统几乎不可能被必然地或完全确定地认识。尤其是人类行为和系统的复杂性就更加难以预测，这一点在全球游戏的条件下就更加明显了，全球化创造的各种系统形成了人们无法全面理解和预料的环境，任何严密的制度、规则和模型都是脆弱的，都难以应对无法算计的变化。纳西姆·塔勒布的反脆弱理论解释了为什么那些设计和规划良好的公司甚至国家会突然崩溃。越是看上去万无一失的系统，在不可预料的挑战面前就崩溃得越厉害。对于非常精密的体系，只要有一个小漏洞，就可能全盘崩溃。换句话说，一个系统越具有典型的现代性，在复杂环境下就越脆弱。我在《第一哲学的支点》一书中试图论证说，在充满变数的游戏中，存在的逻辑不是必然性和确定性，而是与各种可能性保持互动的同步性。这种思维可能更适合复杂的全球游戏。
我总会想起苏格拉底提出的一个让人着迷的命题：“无人会明知故犯”。这个命题听上去有些诡异，道理上却是对的——谁会傻到故意去做错误的事情呢？但这与我们观察到的事实确实有比较大的出入，我们经常看到人们明知故犯。那么，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了？比如说，通常被概括为囚徒困境、搭便车、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金融投机、过度消费、破坏生态的生产、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军事竞赛甚至战争，都是明知故犯的错误。现代的存在方式充满了明知故犯的错误，根本问题在于这样一个道理：任何打破均衡的不当获利策略必定会被普遍模仿，从而形成互相作恶的均衡，甚至形成无法停止的作恶循环。换句话说，一种损人利己的策略必定会被普遍模仿，然后形成反弹效应，最后使所有人的行为策略都陷入自我挫败的状况。关于这个道理，我在《坏世界研究》和《每个人的政治》里有比较详细的论证，这里就不多说了。可以思考一个当下的实际情况：那些后发展国家所做的错误事情就是对先发展国家的错误的模仿，而这种模仿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没有人愿意永远被剥削被奴役。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游戏的恶循环不可能被道德批评和呼吁所改变，只能指望新游戏颠覆旧游戏，使作恶的策略不再能够获利，或者说，只能指望新游戏能够创造强有力的善循环，形成一个革命性的新起点，否则传说的人类末日或许就不远了。
也许可以迂回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人为什么思想？为什么要劳神费力动脑筋？人不是为思想而思想，人类的存在没有这么奢华，思想是为了存在，为了生活，为了行动，思想与存在有着相关性，这样思想才有意义。思想的最大困难就是无法预知未来，这点休谟已经给出最好论证：不管有了多少知识，也不可能因此推知未来。就是说，通过知旧而知新是不可能的。于是，未来永远是开放的可能存在，是无法预订也无法预料的可能性，我们不可能事先知道哪一种选择是对的，那么，不存在事先诸葛亮的情况下，应该如何选择未来？问题在于，我们不可能等事后知道了再作选择，也不可能等着不行动，不管猜想的对不对，都必须行动，或者说，只好做出某种盲目选择，而且还只能选择一种可能性，不可能同时选择两种，这是人类面对世界和生活的根本挑战，一个存在论上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