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政府作为权力传递的末端，处于工作难点和矛盾焦点之中，长期以来形成的传指令、收税费、包村组的工作模式。农业税免征后，乡镇政府收税费这一项主要职能消失了，竟一时无所适从。
“我们希望在村民们生活遇到困难、农业生产陷入困局时，看到镇长书记们前来帮助，而不是在我们房子被强拆、土地被强征时才见到镇长书记的身影。”村民们认为，现在的政府官员离群众太远，即使有事找他们也常常遭遇闭门羹。
但镇长们也有苦难言。事权、财权的不对称，令乡镇政府工作难上加难。江平川形象地把乡镇政府比作“泔水桶”，上级任何部门无论酸甜苦辣都可以往其中倒，老百姓的苦水也要往里倒，而他们并无三头六臂来招架。
具体而言，上级任何部门的事权在乡镇如果落实不下去或完不成上级下达的量化指标，乡镇政府都有责任。有时上级政府还以“一票否决”、“末位淘汰”、“问责制”等规定压制乡镇政府去完成本应由上级承担的事权，众多的考核机制，令乡镇领导们如履薄冰。
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阶段的乡镇财政都是为维护政府正常运转而必须支付的财政经费，如干部工资和办公经费等，可大部分公共服务如公路建设(村村通)除了公共财政补贴三分之一后，其余三分之二的资金都得由当财政承担，而本来“收入”不高的乡镇政府，因此债务累累就并不奇怪了。
在城镇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农村管理问题日趋复杂，在上级和村委双层夹击下，乡镇政府成了“风箱里的老鼠”，进退两难。对领导，害怕有所怠慢，处处小心翼翼。对企业，担心服务不到位，影响镇里经济，诚惶诚恐。还得防着老百姓上访，天天提心吊胆。自从任职镇长以后，肚子大了，身体垮了。江平川告诉记者，以前所在那个区机关的时候，没事可做，天天如外面传言一张报纸一杯茶，但现在，想静下心来认真看看报纸都成了一种奢望。
“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年代，我们没有选择。”江平川说，经常有上边县市局委领导下来检查指导工作，遇到局委正职和副县以上领导，书记和镇长必陪，而且是“舍命陪君子”的那种陪法。每个星期七天喝个四五回，醉个三四回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乡镇政府法定职能中没有要求的在现实中都一一显现，而我们都必须一一应对。希望中央的八项规定能够一直贯彻下去，既可以为镇政府节省开支，也可以让我们这些镇长们少受折腾。”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江平川最怕的是逢年过节，尤其是中国人传统的中秋和春节。因为每年这个时候都有集中式的应酬。在春节前的一个月里，“每天回来都只能看到睡梦中的儿子。”
接受《小康》记者采访的三位镇长(副镇长)都出生在1980年后，均毕业于本科院校，属于年轻镇长。他们都曾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过很好的规划，当成功进入公务员队伍、尤其是担任镇政府领导职位之后，也期望能在镇长(副镇长)一职上大展拳脚，既能为当地老百姓做点实事，也能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