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80后镇长们的“考题”
乡镇政府作为权力传递的末端，处于工作难点和矛盾焦点之中，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工作模式正在遭遇挑战，80后镇长们遇上这些新问题将如何解决
文｜《小康》记者 刘建华
镇，中国国家政权中最基层的行政管理单位，也是实现行政任务的前哨阵地。全国有四万一千多个乡镇，数十万的乡镇干部。
7月，四川泸州一名副镇长因“维稳压力大”“挂印而去”，福建龙岩一名年仅25岁的副镇长称“工作压力大”“被社会抛弃”，在办公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辞职和自杀，两种极端行为，将“镇长”的处境推至公众面前。接受《小康》记者采访的多位镇长都表示“工作累，压力大”是所有镇长的共同特点，要对领导负责，要对民众负责，更要为自己负责是他们的生存现状。
数十万乡镇干部是最基层的公务员，中山大学行政管理学院副院长肖滨教授说，“工作的压力、现实的困境和理想的迷茫诱发了年轻副镇长们的出走与自杀。”
征地拆迁与维稳难题
“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到各家各户去做思想工作，完成征地任务。”
广东增城市某镇副镇长罗海天告诉《小康》记者，今天的增城，以“挂绿湖、地铁、教育城”三大战役为新引擎，正以“超速度”谋求再次发展。这三项被增城市政府当成头等大事来运作的工程涉及几十个村，数以万计的村民。
征地，村民和政府成了利益博弈的对手。
“挂绿湖生态工程，建成后水面8平方公里、主景区52平方公里、综合保护区110平方公里，我们要把挂绿湖建设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示范工程，对主景区52平方公里的村庄进行整体征地拆迁，农民统一集中安置在靠近湖边最好的位置，实现财富升值，让农民在大生态建设中获得持久收益。”罗海天说，因为拆迁补偿问题，征地工作进行得并不容易。
在增城市政府旁边的巫村，因为挂绿湖生态工程整个村子都要进行搬迁。
“增城市政府以每个户头为单位对村民房屋拆迁进行补偿，如果村民本身自己没有新盖楼房的话，每户按标准进行置换还可以接受，但事实上，整个村子80%以上的村民都盖有自己的楼房，补偿面积如果少于原有面积的话，肯定没有村民会同意。”记者在巫村看到，大部分村民自建的楼房都达到四五层，总面积超过一千平方米。而按照公布的补偿标准，他们只能获得600平方米左右的置换房，正因为补偿没有达到村民的预期要求，令拆迁工作进行得异常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