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伟：2012年刑诉法修改后规定，自诉案件由自诉人举证，公诉案件由检察机关取证，当然在检察机关举证不力的情况下，法院也可以进行调查取证。学术界有这样的观点：自诉案件应由被告人举证，以此保护“被造谣者”的合法权利，但现实中法律没有这样规定。
上述观点可能会带来这样的误区：私人起诉，然后动用公权力机关来取证。这只是一种学术探讨，现有法律规定的自诉转公诉案件中，不包含这种情形。
《21世纪》：此次专项行动中也有造谣传谣者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是否需要担心这以后成为一种普遍的定罪方向？
张建伟：在网络造谣者的指控中要如何举证，我觉得是挺困难的。可以说网络造谣传谣具有滋事的性质，其中比较典型的证据包括电子证据，比如网页截图，还有证人证言、受害人陈述等，但这种滋事行为造成了什么结果却比较难量化。
《21世纪》：执法机关介入谣言治理可以分为《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两个层面，其对当事人的处罚轻重程度也迥然有别，这两个层面的边界又在哪里？
张建伟：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层面，对处罚对象的归类不像《刑法》那么明确，只是粗略地分类，犯罪构成要件上也比较灵活，证据上没有定罪那么严格的要求，但也要确认事实真实存在。
按照我国的诉讼体制，如果进入刑事诉讼程序，证据的标准不以罪名做区分，而是一致的，即不管何罪，定罪时都要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拘留程序上，同样也不区分罪名，所有涉嫌的罪名都要达到起码有犯罪嫌疑的程度，而且拘留的对象一般也都是重大嫌疑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