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意料的是，“王林式”的官场巫术再度风靡一时，几乎就是几年前官场巫术史的再现。只是巫术行骗的主角变换了而已，李一唱罢，王林登台。
1980年代以来，中国官场与社会大众之际，始终有一个幽灵在徘徊，这就是李洪林先生所讲的“现代迷信”。李洪林先生曾经在1979年《中国青年》复刊号发表了《科学和迷信》一文，得到了胡耀邦的欣赏。文章批评了中国官场与社会对毛泽东的迷信与崇拜，认为这已经不是古代迷信，而是用新式油彩粉饰的现代迷信，所以称之为“现代迷信”。紧接着不久，李洪林又写作了《信仰危机说明什么》一文，大致意思是说，旧有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能说明新的现实了，它必须有个新发展才行，因此要继续解放思想。
遗憾的是，这个思想解放的进程后来一再被打断，最后被“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发展所遗忘。直到近年，思想解放的问题虽是无法再提，但唯有一再白热化的信仰危机以各种形式渐渐地暴露出来；而作为当代中国痼疾的“现代迷信”，却以其变换的形式予以呈现。基于这一背景来说，官场巫术就是这类“现代迷信”的一种变换形式。
“文革”建构的是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及其迷信；而当代官场的迷信方式依旧没有出离这种现代迷信，只是时代变迁，把这种现代迷信转换成了对官场权力的崇拜与迷信。特别是在民主监督、民主建设尚在完善过程之中时，这种迷信的权力往往会带来某种极大的不确定性，官员的职位升迁、业绩评价，皆为这种不确定性的主要因素。在个人命运无法把握之际，官场风云变幻莫测之时，官员干部就只好寻求其他的依赖，问询于阴阳八卦、风水面相，求助于王林这样的所谓“大师”。于是乎，在各种官员与王林一类大师的合作之间，构成了尽人皆知的“官场巫术”。一方面是权力崇拜，一方面就是巫术盛行，两者相辅相成。正如李洪林所说，“这种迷信一旦产生，就可以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而李一、王林等大师手中的巫术技巧，恰好就借助于官权力，被建构为一种现实的力量。当一个个官员从紧张的官场走向大师的特殊帮助之后，这种现代迷信则不得不从官场上层弥漫到社会不同阶层。
前些日子，因为田野调查的缘故，笔者接触到北京某旅游公司及其导游。这些导游口口声声说，风水阴阳等等是中国传统文化，从明清的历代皇帝到现在的国家领导人都相信它们，北大清华也都已开设了这些课程，你不信，谁能保佑你升官发财呢？为此，一批又一批的游客就给他们导向了寺观、密室、各种大师那里，去求福路、官路、财路……在一个表面上高度稳定的社会结构之中，人心不定，唯风水八卦之盛行，构成了一个巫术中国之怪象。
从方士到宗教家的“进化”
毫无疑问的是，像王林这样的大师尽管很会忽悠，也许还有灵活的方术技巧，如果权力民主、社会流动公开合理，具有明确的程序合法性，那么，王林等人最多也是一个先富起来的地方名人而已，不会成为众多官员、明星、新贵们追捧的对象。从这方面来说，在当代社会之中，巫师本身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他能够成为著名的巫医，著名的神汉，成为名甲一方的地方活动家，甚至能够从不少地方民间信仰那里赢得不少的崇拜者。但是，他成不了宗教家。因为这种现代巫师方士，仅只是从事面对面、个人对个人的方术经营，自以为能够把握某种超自然的神力，为人排忧解难、治病挣钱、风水看房等等。其中的佼佼者，当然也有通天之力，能够攀附皇亲国戚，大捞一把。这种关系，一个信者愿挨，一个是巫师方士能打，似乎也是一种信仰市场。他们无意于建构一个信仰体系或宗教组织。自古以来，巫师方士无不以此作为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