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上海最早提出改革开放的思想，也报到中央，中央虽然关注了，但是没有上到议程。朱镕基1988年到了上海以后，一直在这个问题上深入思考。
1989年之后，全国地方媒体讲改革很少。周瑞金透露，1991年春“皇甫平”系列评论就是在朱镕基领导和支持下，在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开篇是大年初一发表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紧接着《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见诸报端。“文章中写的‘1991年是改革年’、‘何以解忧，惟有改革’，都引自镕基同志在上海市干部传达会议上的原话。”周瑞金说。
1990年，邓小平到上海视察了一些项目，朱镕基汇报上海开放开发浦东战略构想。在2月份，邓小平在回北京的车上说，“开放浦东这个事儿要抓紧，回去给中央建议。”1990年3月，中央派出两个调查组，带了一大批人到上海考察。到1990年的4月10日，国务院听了汇报以后，给中央政治局提建议。
“如果没有朱镕基开发开放浦东，从战略意义上讲，不仅仅影响到上海，而且影响到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格局”，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所记录的讲话绝大部分都涉及改革与开放，朱镕基同志将改革开放视为上海发展的动力，并直接推动上海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外贸放权、证券交易、副食品价格放开、推动住房改革、改造外商投资环境、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推进浦东开发等等。这些在当时都是非常敏感的领域，而朱镕基同志全力推进并迅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在上海的这些改革实践，实际上也为朱镕基同志到中央工作后全面推进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住房体制改革、社会保障改革等等积累了经验。”郑功成表示。
逄先知记得邓小平讲过，朱镕基讲经济危机我听得懂，“朱镕基不回避问题，讲话很生动，一听就明白，所以他的讲话总是让人听不够”。
“在他的讲话当中能感受到深厚的法学功底和法治精神。”作为项目组成员，人民出版社法律与国际编辑部编审李春林发现朱镕基是非常注重法治的。比如他在1989年6月8日《上海不能乱》的电视讲话中说：“在这个危难的时刻，我为了稳定上海、稳定大局、维护法治、保护人民，我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来保证这个目标的实现。”
“实际上朱镕基的许多警告非常中肯，但是人们并没有完全按照他的意思做。”李春林略有遗憾补充。
汪玉凯表示，朱镕基在上海不到四年的任职经历，应该说就是后来担任大国总理的一个缩影。书上有很多观念，现在依然值得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