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论者
乐观论者认同悲观论者指出的许多困扰中国共产党的难题，但在对待党和政府当政的支持率受到削弱、中共政权可能垮台以及中国发生系统性政治变革的证据上，这些学者要更加慎重。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优势劣势，乐观者们经评估认为，中共党—国的优势远超其劣势。
这派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列宁主义管控机构（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中纪委、国安部、公安部）仍然强大，而且实际上近年再次得到强化。除管控机关外，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共产党自身也经历了一场彻底的“再制度化”。再制度化进程包括了重建党小组、支部和党组，推动实现“党内民主”，授权组织进行更多经常性的中层干部培训，加强党校并建立三所国家级干部培训学院（浦东、井冈山、延安），加强中纪委的“监察”能力，进行更细致的年度干部考核并择优晋升。部分西方学者据此宣称，这些进程和再制度化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弹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其他乐观论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对外开放，变得更加透明，程序更加规范，并更多地与非党团体和其他八个民主党派协商。一些学者将这些改革称为“协商式列宁主义”。虽然协商机制有所增加—比如加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但连乐观者也要质疑中国共产党（或任何列宁主义政党）能否容许和包容真正的公民社会（区别于被收编、受管控的社会团体）和代表社会利益的有组织群体。这些乐观者认为，从本质上说，列宁主义政党不会容许自治社会团体存在并向其让渡权力。
乐观论者注意到，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另一项改革尝试，这就是在“三个代表”理论下将更多的新社会群体，尤其是私营企业主（资本家）吸纳进中国共产党。这种转变党员结构、进而转变党本身的尝试—从传统的以工农为基础的政党转向代表社会、文化和经济领域“先进”阶层的更具包容性的政党—是与其他东亚执政党向精英政党的演变一致的。西方学者认为，“三个代表”倡议除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具包容性以外，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收编新兴中产阶级的一种手段—在其他东亚、欧洲和拉美社会，新兴中产阶级经常成为反对威权、支持民主运动的骨干力量。中国共产党主动吸纳这部分人，是想不断“适应”社会的新变化。虽然这对中国共产党是新鲜事物，但对其他共产党却不是。一些东欧政党—特别是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采取了这种策略。甚至连赫鲁晓夫也表示要把苏共变为“全民党”。如果先进和进步的中产阶级没有加入党—国和执政精英队伍，那么他们很可能成为反对当权者的外部力量基础。因此，中国共产党走的这一步是着眼于既适应变化又抢占先机的策略。研究这一进程的学者称，这一策略起了作用—中产阶级已经“深深植入”党—国，并因此与保持党—国长久存续产生了更大的利益关联。
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另一项适应举措是党内精英和领导层的更替。外国学者就此问题有过许多著述。从上世纪80年代确立退休规范开始，并经历届党代会至今，中国共产党引领推动着规范化的领导层过渡和政治更替—这在历史上长期是列宁主义党—国处理不好的问题。众所周知的事实已经证明，共产主义政治体制无法以和平和系统的方式控制更替进程。但是，中国共产党却能控制好这一进程，提供了上述观点的反证例子。这一点引人注目，具有积极的意义。2012年“十八大”，中国共产党将迎来下一次大规模的领导层交接班，届时大约70%的中央委员将退休并被新人取代。
因此，乐观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积极采取了有限的政治改革，并较成功地适应了各种挑战。得益于党的再制度化和活力恢复，中国共产党及其执政机构与后毛泽东时代的其他时期相比，显得更加称职和专业。党似乎从苏联和东欧国家政权垮台，以及世界上其他政党和政治体制中吸取了许多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为应对形势变化，在基层实行了渐进式改革，同时加强高层党和国家机构的能力，这些做法产生了一种“韧性威权”体制。这些观察家并不否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但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崩溃，而仍保持完整统一；中国的党—国体制并没有失败，反而成功适应了形势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