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联经济学“西化” 的原因
1.苏共高层领导推行资产阶级虚伪的“普世价值”观。苏联结出“500天纲领”恶果，绝不是偶然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最高领导抛弃了唯物史观的指导思想，抛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侵蚀敞开了绿灯。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1988年同时在苏联和美国出版《改革与新思维 为了我们的国家和为了全世界》[③]，宣扬“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用这种唯心史观的“新思维”看问题，就会盲目崇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它们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先进样板；就会无视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阶级性质，把它视为对人类价值有利的现代经济科学。在这种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观指导下，他们竟然启用波波夫、盖达尔、亚夫林斯基这样的一批经济学界的“西化精英”对改革出谋划策，放任他们大肆赞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尤其是美国的所谓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诋毁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让雅科夫列夫这样的西化“改革派”进入苏共领导核心，打击、压制站出来与西化“精英”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正义力量。苏共高层对经济学“西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高领导戈尔巴乔夫起了最恶劣的作用。
2.经济学界存在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严重倾向。从经济学界来看，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成为苏联所谓主流经济学，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苏联是1965年决定实行经济改革的。[④]尽管说，探讨经济改革的学术文献中不乏一些从实际出发，主张公有制经济与商品货币关系相结合的科学观点；但是，占主流地位的，先是把社会主义经济与商品货币关系对立起来，后来则转向另一个极端，用市场经济否定公有制经济。这与苏联经济学界存在背离唯物史观指导的不良倾向有重要关联。在戈尔巴乔夫当政之后，经济学不断“西化”，经济学界不再重视所有制这个至关重要的基本问题，而是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各种流派影响下，鼓吹“趋同论”，只研讨国家与市场、集权与分权、资源配置方式等问题；妖魔化“斯大林模式”， 把公有制与“短缺经济”划等号，把公有制本身与旧体制划等号；这些倾向最终导致产生了“500天纲领”。
3.高校淡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和学科建设。高校是经济学学科建设和知识传授的主要阵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改革中的指导地位，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高校经济学的学科建设。苏联高校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淡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和学科建设，以引入现代经济学的名义，大量传授现代资产阶级的主流经济学，这就使经济学“西化”在苏联迅速蔓延，滋生出大量反社会主义的自由化“精英”。在改革中提升为苏联副总理、又成为“500天纲领”发起人的亚夫林斯基等人就是高校的教师。
4. 放弃对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经济学“西化”能够在苏联形成气候，是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的。由于历史的辩证法造成，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都诞生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较落后的国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又出现新的发展，这就容易造成普通意识的错觉，认为资本主义优越于社会主义。本来，苏联只要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不难让人民群众认识到，正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才使一个比较落后国家在不长的时间变成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上存在的一些弊病，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完全可以依靠人民群众自身的力量加以纠正。可是，苏共领导却淡化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育，于是社会上普遍滋生出羡慕西方经济制度，追求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情绪。应当说，这造成了经济学“西化”的社会思想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