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资本账户开放与本土经营权让渡
人民币国际化关系我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战略利益和安全，是我们的战略方向，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在愿望与现实、利益与安全之间权衡，采取什么方式，以什么样的节奏来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
我理解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主张加快开放资本账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甘接受美元霸主地位对我们经济利益的侵害，这无可厚非，我亦赞同。可我们必须冷静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局面是基于我国人均财富水平和所处发展阶段决定的一种无可奈何的现实，就像我们无论多么痛恨但又必须接受美国军事霸权在我国周边耀武扬威的现实一样。客观地说，美元的霸道是对我们的剥削，但是如果我们不韬光养晦、蓄势图强、谋定而后动的话，美元带给我们的就将是灾难！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美元在世界金融体系中霸主地位的基础。就和二战之前英镑全球称霸的原因是英国经济在世界的主导地位一样，今天美元的地位是美国的经济地位决定的，而不是美元的地位决定了美国经济的地位。因此，人民币的国际化一定是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实力地位而不是相反。虽然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按人均计算我们还很落后，人民币出海还为时尚早，还经不起风浪。
第二，人民币国际化必须奉行安全第一原则。我们实行资本账户管制的主要考虑与其它实行资本账户管制和曾经实行资本管制的国家考虑的主要原因是相同的——安全。那么，我们今天试图开放资本账户的理由就理所当然的是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警报已经解除。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等发达国家采取了极度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尽管我们有资本账户屏障，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影响。如今随着美国经济的逐渐复苏，其“退出”时间、方式与影响无法预测，我们面临的宏观环境将更加错综复杂。二是国际资本市场衍生品交易泛滥，市场的广泛联系与复杂性更高，在这种情况下开放管制，我们的金融安全甚至国家安全是没有保障的，而国家安全是不允许用来尝试与冒险的。曾经在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上应对过两场金融危机，特别是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与金融大鳄有过实战搏杀经验的任志刚先生就深有体会地指出金融脆弱性的决定因素之一是市场的开放程度，香港的市场正因为高度开放和自由，而且写入了《基本法》，维护稳定性成为极具挑战性的任务。他对国内开放资本账户对金融安全的威胁也不无担心。
第三，资本账户开放的机遇判断。我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最主要任务就是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是事关我国未来几十年持续发展前景的大事。我们所有的经济工作都要紧紧围绕这一主线，一是支持保障，二是不能干扰添乱。虽然经济结构调整势在必行，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与风险因素。调整就像转弯，而转弯就要减速，不仅是发展速度要减，一些存在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的改革事项也要减慢。显然，现在还不是存在很大不确定性风险的资本账户开放改革的机遇期。因为如果在这个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我国经济出现波动且失去资本账户管制的保护，国际热钱和对冲基金等必然伺机寻找投机套利的机会，或热钱冲击，或资本外逃，不排除其利用股市、期市和汇市多方发起攻击“做空中国”。当前和未来几年我们尤其要警惕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没有资本账户壁垒，跨境资本攻击时或经济危机发生时我们将如何通过汇率和利率工具抵御攻击，我们将丧失调控经济的自主权和主导权。
第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步骤。虽然我们目前尚不具备实现资本账户基本可兑换的条件，但我们可以确定方向，在安全稳健的前提下探讨实施步骤，按照“可控、渐进、主动”的原则逐步推进。
我也赞同人民大学陈雨露先生务实稳健的人民币国际化两个“三步走”的战略建议。即未来30年在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上以十年为一个阶段分三步走完“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未来30年在人民币充当世界货币的功能上也可以十年为一个阶段分三步走完“贸易结算化”、“金融投资化”、“国际储备化”。我想如此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30年后我国按人均收入水平和综合国力将跻身世界前列，人民币国际化将水到渠成。
第五，本土资本市场经营权让渡许可策略。资本账户开放包括投资本土本币资本市场的开放以及外资在本土本币资本市场经营权的开放。我建议一是严格限制外资投资本币资本市场，因其将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关于这个问题我还会在本文后边论及。二是外资在本土本币资本市场经营权的开放要坚持安全与公平对等原则，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在我国设立的金融机构无论数量、权益比重还是业务范围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仍然得寸进尺，不断向我国施压争取更大的利益。反观美欧等发达国家对我国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壁垒森严，至今我们的这些机构在西方国家还寥若晨星。时至今日，我国的证券、基金公司在发达国家只有一家分支机构，还是非美元本土证券业务的基本牌照。我某金融机构收购外国一家金融企业历时经年，欧美数国的批准程序还未完成。西方国家对我国企业以安全为由的严格审查、限制与歧视表明了发达国家也没有实现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我们更不必盲目追求，轻言资本账户开放了。
因此，无论从国家安全角度还是公平对等原则来考虑，今后我们在各种对外谈判中，包括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都一定要坚决顶住压力，限制外资金融机构在华数量、股权比重和业务范围，决不允许这种不公平、不平衡、不对等的扭曲格局继续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