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开始后，法庭允许一台摄像机跟踪拍摄。拍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摄制人员拍摄了控方提交证据的过程，但是轮到辩方提交证据时却离开了，直至结案陈词时才返回。后来电视台播出的节目中，也只有控方的内容，这也成为本案争议点之一。经过审判，陪审团判决4项指控罪名成立。钱德勒和格兰杰被判监禁7年、缓刑5年。他们请求重新审判，称电视报道剥夺了他们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但是没有提交任何表明存在偏见的证据。
对此，佛罗里达州上诉法院认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电视摄像机进入法庭，损害了两名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因此裁决维持原判。两名被告人自然不服，遂向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他们的律师提出，根据目前仍然有效的全国《司法行为准则》，在法庭上拍摄并转播庭审过程的行为构成了程序违法，应该导致诉讼程序无效。但是州最高法院拒绝受理此案，并表示自己在启动电视台拍摄庭审实验时，实际已就这个问题作出了决定。于是，钱德勒等人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了上诉。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60年代的联邦最高法院对于庭审直播的态度仍然是反感高于接受。他们将摄像机拍摄的庭审实录称为“橄榄球比赛”或“罗马竞技场”。在1962年9月24日开审的埃斯蒂斯案中，“12名摄像师在法庭走来走去，地板上‘缠绕着’电缆，三个麦克风放在法官席上，其他麦克风对着陪审团席和律师席。摄影记者一度甚至想拍摄被告人在席上翻看的文件是什么内容……德克萨斯州的两家电视台现场转播了审前会议，中间甚至插播了商业广告。”
最终，联邦最高法院以5：4的票数推翻了“埃斯蒂斯案”的初审判决。判决书写道：“有人认为，大众传播技术的不断进步，公众适应了新传播技术的出现，这些可以改变电视转播对刑事审判公正性的影响。但是我们的判决不能建立在对明天的假设之上，而是必须根据今日的事实。因此推翻原判。”
然而15年后，联邦最高法院却改变了立场。撰写判决书的伯格大法官表示，自“埃斯蒂斯案”以来，电视技术已经飞速发展，拍摄设备不再笨重，灯光不再刺目，摄制人员不再繁多，干扰性大大降低。更为重要的是，各州法院在进行庭审转播实验时，已经采取了防范与救济措施。例如，被告人可以在审前会议上表示反对电视拍摄并举出理由，初审法院应该审议这一请求，将被告人遭受偏见的风险降至最低。有了这些变化，庭审直播给审判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大大降低。
最终，联邦最高法院维持了佛罗里达州法院的判决，驳回了钱德勒等人的上诉。伯格大法官在判决书中重述了审判公开的意义：“虽然摄像机可能让法官感觉不自在，但是它同时也是有益处的。”他援引了当年小奥利弗 霍姆斯大法官的话：“真希望审判程序可以摊在公众的眼前……案件的审判应该在公众的注视下进行……因为这是一个最佳时刻，让那些行使司法的人应该永远凭公共责任感行事、让每一个公民满意地亲眼目睹执行公务的方式。”
这一判决最终得到了全票通过。大法官们提出，以前的法律和判例并非意味着宪法对于任何情况下的任何案件，都禁止进行平面摄影、收音机或电视转播。相反的，最高法院承认：“本案并没有像‘埃斯蒂斯案’一样，弥漫着‘罗马竞技场’或‘扬基体育馆’一般的气氛，上诉人也没有试图去证明，未被隔离的陪审团接触到了‘煽动性’报道……基于宪法上之保障，即使被告反对，州政府仍得提供帮助予公开转播刑事审判之收音机、电视以及平面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