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从江西回来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他也说了两个字: “等待”。忍耐和等待，并不一定是消极无为地面对困难，有痛苦，也有智慧和期望。这就引出邓小平在逆境中的第三种人生态度:观察、思考和判断。人们把邓小平在江西劳动时踩出的那条小道视为后来搞整顿、搞改革的伏笔，虽然是一种文学化的比喻和引申，但他第二次复出后那样勇敢地搞整顿，第三次复出后又推动一系列改革，与他在逆境中冷静地总结当代中国的经验教训、思考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不能说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他在思想认识上是作了准备的。邓小平在逆境中的上面这三种态度，给人的启示是，干事情，在困难、挫折和危局面前，如果惊惶失措，自己就先倒下了，这种情况下要谋事成事，需要的是战胜自己，要有信念，也要有智慧，更要有措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邓小平的态度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谁也压不垮我们。他提出的应对之策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这些，既是邓小平处变不惊的经验之谈，也是他把经验提升为国家大政方针的智慧所在。
邓小平在人生道路上的一次次重大挫折和打击面前，从不气馁消沉、畏缩退让，而是心怀坦荡、顽强坚韧、愈挫愈奋。他不是局限于个人得失的小圈子里怨天尤人、悲观丧气，而是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局着眼，深刻地进行分析和思考，科学地总结经验教训，为今后的再度崛起积储能量。
“落下”的日子中，邓小平都过着什么样的日子?他做了些什么?又是怎么想的?
“第一落”:挨饿的滋味
邓小平曾在七里村附近劳动过一段时间。对这一阶段，邓小平最深刻的记忆可能就是饥饿
1931年，27岁的邓小平来到政治阴霾密布的苏区，担任瑞金县委书记。
瑞金市党史办副主任刘良告诉来访的《瞭望东方周刊》记者，1931年的瑞金在地理上夹在闽西反“社会民主党”和吉安抓“AB团”两大运动之间，属于肃反扩大化的重灾区，邓小平来工作前，被错杀的人不计其数。
这不能不使人联想起，邓小平二次复出时，所面对的“文革”纷乱局势。
第一次“拨乱反正”
《瞭望东方周刊》在瑞金竹头下巷，找到了当年的苏区老干部刘家祁。这位身体健康的92岁老人对往事记忆清晰:“第一次见到小平同志的时候，我19岁。小平来以前，光县城对面的一座山上，就有100多个‘社党’被杀，更多的干部被关，全县人心惶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