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打黑，尤其是其方式方法，还受到极少数人争议，认为是“搞运动”，认为没有依法办事。邓小平讲“再也不能搞运动了”，这是对的。但重庆打黑与这个“再也不搞”的“运动”根本就是两回事。重庆打黑是首先发动群众，动员全市的老百姓参与。结果老百姓非常踊跃，也非常勇敢，80%的黑社会分子和涉黑的贪官污吏是群众实名举报。这成了“人民战争”啊。有那么多群众拥护，那么多群众参与，不好吗？从这个意义上，要说是“群众运动”，也是啊，但绝不是文革那种群众运动。重庆打黑确实动员了群众。不动员群众怎么打黑？尤其是在黑社会长期以来在公检法中找了不少保护伞，例如文强这个大贪底下有一批中贪，中贪底下不少干警吃黑钱相当普遍的情况下，单纯依靠公检法系统，这个打黑根本打不了。所以说“依法办事”得有前提。其实重庆打黑“依法办事”也做得非常好，尤其是在执法的人中有严重的问题的情况下。怎么办的呢？掺沙子。例如把文强调开，明升暗降以后，把王立军从抚顺调过来作公安局长，并再来个惊人之举，就是让他兼任武警重庆支队的政委，把武警和公安的力量结合起来来打黑。我讲是用非常的手段来解决非常的问题。很多事政治和学术距离大得很。学术上讲问题要把其他条件排开，在纯粹的条件下做实验或者推理，然后得出一套结论。例如依法治国这套理论同样如此，把其他条件排开，依法治国似乎太容易了。但是实际上把现实许多条件掺进来以后，就远远不是学术上讲的理论和程序能解决问题了。所以列宁讲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长青的。重庆那棵树确实是长青的，我们去看重庆模式，尤其是打黑，应该用我们的眼睛直接去看那棵树，不应该通过我们的“学者”，也包括，用灰色的理论做镜子再去照着看那棵树，那长青的颜色可能让这灰色的镜子给变了颜色了。所以对理论我们应该尊重，但更应该尊重的是实践。对实践检验、群众评价那么好的打黑，还指责为“搞运动”、“不依法办事”的人，要么可能是纸上谈兵的书呆子，要么可能就是“黑人”了。
薄熙来新政的第三个具体内容，是比打黑意义还大得多的“唱红”。重庆把打黑与唱红合称“唱红打黑”。唱红轰动效应不如打黑，但我认为意义要比打黑大很多很多，至少一百倍吧。邓小平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个思想非常非常伟大，但做起来又最难最难。邓小平讲十年最大教训是一手硬一手软，其实三十年最大教训又何尝不是它！更严重的是，后二十年来我们不是不重视，而是这样抓那样抓，搞了无数的招数，但效果都不如人意。这历史背景是搞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应该搞，但古今中外，搞市场经济初期，都经济上坡，道德滑坡。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牵涉到对“斯密之谜”的破解问题。斯密是市场经济理论的老祖宗，写“国富论”之前，写了一本《道德情操论》，讲的是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怎样控制他的感情或行为，尤其是控制他自私的感情或行为，从而在自利的个人基础上建立一个较和谐社会的道理。人本性自私，又要控制它，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西方人有宗教，最终在上帝那个终极价值面前解决。而我们呢，我们的终极价值观在哪里呢？建国后讲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后来走了弯路，出现信仰危机，大家不怎么信了。改革开放后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了，但两极分化，道德滑坡，于是信仰危机继续发展。现在的情况是既没有完整统一的中共信仰、中共理论，又没有西方那种现代化了的宗教，于是中国人的终极价值观出现真空。为什么说我们没有完整统一的中共信仰、中共理论呢？就是我们呢，把党的理论分为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部分，而事实是，毛泽东思想的道德感召力、政治感召力要强得多，但后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技术性理论要弱得多。我们抛弃它的建设路线，道德和政治感召力又没有继承得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建设是强项，讲效率讲得好些，邓小平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相信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和政治感召力，但是他不可能把这个东西说得比毛主席更好了，后来的“三个代表”、“八荣八耻”等，就更是一般性的号召了。所以，我们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应该搞市场经济，但又和西方人一样，得解决一个大难题，就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个人利益驱动，与维系人们团结统一的社会道德提升，怎么能够得到统一这个难题。西方靠新教伦理，我们靠什么呢？所依靠的东西不多，就会任由市场经济的个人利益驱动这种原始冲动，去支配社会道德，那人人都会成为经济“动物”，人性泯灭。我们现在的社会现实，不正在向这方面发展吗？
怎样把毛泽东思想的强项——道德和政治感召力，即其“价值理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强项——建设方式，即其“工具理性”，统一起来，形成我们党和国家统一的终极价值观，来使我们党既能发展市场经济，又能驾驭市场经济呢？这可能是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一个历史课题。所以去年国庆高喊毛泽东思想万岁，可能是想弥补一些东西吧。而在那之前和之后，薄熙来都在实践中让毛泽东思想“万岁”。例如他讲话，确实喜欢引毛主席语录，但我不同意有的评论说他在“打毛泽东旗号”的说法。其实，薄熙来同时也在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落实”，他打的是我们共产党的旗号。共产党，我刚才讲了，就是道德感召力和政治感召力这方面，是毛泽东强，但是，经济建设的操作性、有效性，是邓小平强。所以，我觉得薄熙来是将其“强强联合”，哪个强就用哪个。当然由于习惯等原因，他讲话引毛的比引邓的多。我听过几次，比方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共和国建国六十年等，大概印象是如果是引五句毛主席语录的话，大概引三句邓小平的话，然后胡温的话各讲一条。不是有意为之，而是自然而然。因为他讲问题都喜欢从历史上讲起，从党史上讲起，高屋建瓴，顺理成章，这样当然讲毛泽东的话多一点。而且，毛主席涵盖各方的名言，确实要多些。但是薄熙来讲的都是毛泽东好的观点，是党肯定的东西，毛主席有争议的东西他都没讲过，原则性非常强。
薄熙来在重庆“唱红”，可能是想把我们共产党的毛泽东思想和中特理论中的两大强项，也包括中国好的传统文化和世界上的精神文明，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形成我们3200万重庆人民的终极价值观。薄熙来提倡的唱红，主要是唱这些东西的。思想道德建设这一手怎么硬起来，确实是30年的难题。薄熙来唱红，包括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可能是使“这一手”硬起来的破题之举。因为以前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离群众的生活有距离，而唱读讲传就是一场重庆人民的“新生活运动”，与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四川、重庆那些地方的人喜欢打麻将、斗地主，把唱歌跳舞、读书学习等人的真正天性都压坏了。现在载歌载舞地唱红歌，聚精会神地读经典、讲故事，这就把人的天性激发出来了，真正形成了自觉的群众运动。
我们党，我们国家再不唱红，危险大啊。重庆为什么会出文强这一类坏透顶了的干部，多少年来还一直受重用。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的业务能力、工作能力还是很强的。文强指挥确实破了不少大案，他破案的案例早就进了我国甚至国外一些警校、政法学院的教参，所以他很早在做公安局副局长时，就已经是正厅级的侦察员了，是专家型领导干部的典型，他手下的四大金刚也都是破案高手。但由于长期不唱红只唱能，很多地方的官场上都庸俗甚至糜烂了，大家比的都是排场、坐骑有的甚至是赌资、情妇。对一些糜烂现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如果说社会上是笑贫不笑娼的话，官场上不少人就是笑贫不笑腐。有一次，我到一个比较边远的地方搞调研，几位基层官员酒后居然把我们引到红灯区，我们进去一看不对就出来了，几位说要陪好“上面来的同志”，于是请我们喝夜啤酒，然后互相打招呼，说是把“屋里的”带出来陪酒。后来我们知道，“屋里的”不是“家里的”(夫人)。其中一位干部读过党校，悄悄给我讲，他和他“家里的”感情很好，没有“屋里的”，但遇到这种场合不带“屋里的”就“活不出来”，于是届时就“租”或“借”一个假的来。在那个局部，官场生态已经坏到那种程度，一个清官、好官还呆不下去。当然这是前些年的事情了，后来他那个地方的主官被清查打下去了，风气转好。但我们可以由此窥见“文强现象”的官场环境之一斑。要解决这个问题，光靠打黑肯定不行。如果有那个官场环境在，打一茬长一茬。只有又打黑更唱红，才能治本，改变官场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总之，对于唱红，我的解读就是把毛泽东的和邓小平的很多东西很好地结合起来，实质性地解决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问题，所以意义更大。
薄熙来新政的第四个具体内容，就是内陆大开放。薄熙来到重庆来的第一把火，就是在重庆开展“解放思想、扩大开放”的大讨论活动。薄熙来高度赞赏我们国家加入WTO，认为这大大推动了外贸的发展、国力的强盛。他要求全重庆都思考一个问题：地处内陆的重庆怎么最大幅度地开放。这个人确实很有本事，胸襟、眼界都非常开阔。例如他不断给重庆社科界出课题，其中有一个就是要研究一下我们国家石油运输的安全问题。他的意思就是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了，进口的油从中东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要经过南海，到我们沿海发达地区，一旦有事，马六甲海峡被人封锁住，我们毫无办法，南海也是和几国有领土争议的地区，隐患大。那怎么办呢，他就设想能不能绕过马六甲海峡，从印度洋边的缅甸上岸，然后我们的管道啊，铁路公路啊，从云南一直到重庆，重庆作为一个重要的中转站，然后再到沿海，既解决我们的能源安全问题，又能借中转站之利大规模发展我们重庆的石油化工。因为重庆的天然气很多，天然气化工发达，借此基础，就可以使石油化工也大发展起来。薄熙来来了以后，重庆市委市府真是弘扬了“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铁人精神，而且，创造的开放条件之充分、之必要，简直使人拍案叫绝。我只举一个重庆市委市府“三洋战略”为例。第一洋，即太平洋战略，大家都会想到，当然是以修了三峡水库后万吨级舰队可直航渝沪这条长江黄金水道，让重庆乃至西南、西北地区更好地通达沿海地区、通达太平洋。然而这只是重庆太平洋战略目的的一半，甚至是一小半。因为重庆的太平洋战略是个双向战略——还有一半姑且可叫“反太平洋战略”，即将来沿海地区出口至欧洲、非洲、中东、印度等地的大量商品可能变向向西——不是由沿海海港向东绕去，而是直接向西，由长江至重庆，再经过由重庆的“第二洋战略”——印度洋战略——开辟的重庆至昆明再至缅甸海边的印度洋通道，抵达目的地。如此将大大缩短这些线路的运输时间，大大缩小运输成本。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如果以输油管道、高速铁路与公路等构成的重庆至印度洋通道建成，则我国的石油运输安全水平将大大提高。这“第三洋战略”，即修建渝兰高速铁路，接上亚欧大陆桥，由新疆阿拉山口出境，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波兰—德国—鹿特丹港通达大西洋，使重庆及西南地区的大量产品可以更方便地出口至中亚、俄罗斯和整个欧洲。这“三洋战略”，尽管还在起步，但业已收到奇效——世界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公司——美国的惠普，已投入巨资，将其在亚洲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放在重庆。其基础性的原因，当然是因为重庆的生产要素质优价廉，而决定性因素之一，则是兰渝高速铁路的修建。因为惠普笔记本2/3要销往欧洲，惠普总裁曾说，在高油价时代，空运电脑“是一种奢侈”。而有了三大洋战略，则重庆既能廉价地生产，又能廉价地运输，故其开放进程将会疾步如飞。比如说，三五年后，以出口为主的笔记本产业就会“再造一个重庆工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