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设直辖市，为什么没有设一个重庆省，或者三峡省呢？据说最初也有设一个省的考虑。邓小平早就讲过，四川太大，要解决它太大不便管理的这个问题。而且这么大一个中国，行政管理怎么弄才好的问题远没有解决。大家都知道，80年代出了一套华夏丛书，其中就提出中国大概50个到100个省级行政单位比较合适。这样免得诸侯势力太大。回到重庆，如果搞一个省，重庆还是一个省辖市，省辖市和省的矛盾将会非常非常大。所以为了避免那个矛盾，所以中央很高明的就让重庆直辖。这样可发挥中国西部最大一个老工业基地的作用，而且还可以探讨一个为将来50个到100个这么大省级行政区的怎么管理创造经验。所以这个也是重庆直辖的又一个原因。这样振兴老工业基地这个目的也容易达到了。
能不能移好100多万移民，能不能保持三峡水质的安全，这个实际上是重庆直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重庆这个直辖市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任务，而且应该是我们现在考察重庆模式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很多模式，它不单是领导人想出来的，更是这现实的问题它提出来的。既然重庆是一个“农村直辖市”，那么现在重庆模式的很重要内容，就是从这个特殊调情发展演变而来。大家知道三峡地区本来就是号称“天险”的大巴山区，又经几十年“不上不下”(三峡工程曾搁置几十年，然而又不能库区投资)、“不三不四”(中央决定修三峡水库后，动议中三峡省不可能投资，四川省也不愿投资)，故穷上加穷。重庆在直辖之前，一点不穷，只有一个贫困县叫潼南，其实是个鱼米之乡，因是一位前国家元首的故乡，据说因此得了一顶帽子，好给点支援。但是一直辖，重庆真穷惨了——40个区县，就有20个贫困县，其中17个是货真价实的国家级贫困县！直辖时的绝对贫困人口有360万。什么是绝对贫困，大家知道就是一年有那么几天，十几天甚至是几十天，肚子还吃不饱。一个是三峡库区，在一个就是武陵山区，出土匪的地方，武陵山区就是红四方面军的一个根据地。凡是红军的根据地，大家都知道都是比较贫困的。尽管经过十几年我们大力的扶贫，但是目前仍然有30来万人就是绝对贫困。他们那些地方就是人无法生存。90年代我曾经到一个贫困县去调查过，汽车到了公路的最高处，然后翻山，翻了2个多小时到了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老百姓来欢迎我们，喊的口号居然还是毛主席万岁。因为青壮年早就出来打工了，它那地方又没有报纸，甚至于不如文革了，因为文革的时候还有高音喇叭，有手摇的电话，现在这些都没有了，那么手机 老百姓用不起，所以还停留在毛主席万岁的那个时期，这都是实情。
一个是经济要发展，再一个就是三峡水库要保证安全，更重要一个就是你一个“农村直辖市”的农民还得脱贫致富，这些就成为重庆模式的一个背景和要解决的难题。
第二，介绍一下我理解的重庆新政的要点。
薄熙来是我们党内和我们政府内很少的“个性官员”之一。由于儒家思想长期熏陶，历史上中国人受儒家长期毒化。儒家要求所有的官都要遵礼教、守礼制，而礼教、礼制又是“吃人”的，包括官僚自己都要被吃掉，人性个性都被吃得干干净净，这个是历史基础，也影响我们现在。每一个共产党员讲究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这是共性。这个本来也是党性的要求，但是这个共性与人的个性形成一对矛盾，而绝大多数官员的个性都被共性淹没。薄熙来是把和共性和个性结合得比较好，并统一到较高度党性的高官之一。个性突出，不管在哪里，都自然会有争议。但人的个性的自由而充分发展这个东西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方向，一个本质，一个追求。这是个题外话。薄熙来来到重庆时间也不长，他有哪些新政要点呢，我给大家做一个可能不全面的简介。
首先，薄熙来对自己要求很高，对重庆发展的要求很高。他来重庆先调研，不久就在我们市委党校，把全市的区县部门的一把手都找来，作了一个可以叫做施政纲要的讲话。我听了后觉得价值目标定得好，体现在他的两句话中，就是“成后来居上之事，是非同寻常之举”，也就是要求重庆要后来居上。这就定了重庆的志向，包括市委市府也包括3200万重庆人的志向。这个志向是要决定方向、决定目标、决定成败的啊，非常非常重要。“后来居上”，而且公开宣示，这是我们重庆人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啊。现在给重庆立了这样一个志向：要居先于我们直辖的京津沪之上。当然不说你的发展水平在很短的时间里超过它们，那是不可能的，相当一段时间是不可能的，将来也可能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一点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正是薄熙来要求是必须的，就是重庆的工作、重庆的发展速度要赶超京津沪。这是薄熙来后来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干部大培训、大“输血”，大轮岗，包括唱红打黑，包括干部“大下访”、“三进三同”、“结穷亲”(具体内容下面要讲)等等出台的着眼点。对干部的要求、工作、责任要超出京津沪，对此我觉得表现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品格。毛主席的名言就是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呢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而这对重庆意义特别重要。因为重庆它的直辖是升格，本地干部职务不变而行政级别均升一级。升成与其他直辖市一样，区与部门正职均为正厅级，县的正职是正儿八经的副厅级，区下面街道乡镇正职为正处级，县下面街道乡镇正职为副处级。尽管引进了不少外地干部，但重庆本地大批的干部，有他的好处，就是直接从基层实践中来，但是毕竟阶梯环节要少一些，比如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很低的乡镇不多不久就到厅局级，你的工作水平啊，工作程序啊，工作规范啊等等，就不够，甚至比起四川省等邻近省区，由于别人从乡镇上来，经过县、市等环节，你没有，所以很多方面还差。所以薄熙来首先要求重庆干部队伍的工作要比肩京津沪，整个发展目标要后来居上，发展路径要非同寻常，这，可以说是重庆模式内在的一个精、气、神。如果没有赶超先进水平的明确目标和要求，可以说就出不来任何好的“模式”。像毛主席邓小平他们那样，首先要求我们中国不管怎么发展，但目标一定非常远大，尽管毛主席后来他急了些，想找条近路结果欲速不达，但是后来邓小平看到他的路子不行，找了条新路，然而目标还是要赶超，这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模式。薄熙来对重庆有这个要求，可以说是重庆创造的一切“模式”的主观基础。
那么具体讲呢，可能也不一定对啊，我概括几点薄熙来新政。
薄熙来新政的第一个内容，是以胡锦涛对重庆的“314”战略部署为重庆各项工作的总纲。抓纲治国，这是毛主席的高明的领导方法。当然毛主席后来讲的“纲”是阶级斗争，错了，但这只是技术性的问题，抓纲治国本身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这是非常对的。薄熙来到重庆来后一直强调这个总纲。而这个总纲的核心，就是“314”部署中的“3”——对重庆的三大定位，即要求重庆成为西部重要的增长极、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统筹城乡发展的直辖市。要理解这三大定位的意义，必须了解“胡温新政”这个大背景。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国啊目前面临五大矛盾，“胡温新政”即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要解决这五大矛盾。
五大矛盾一是城乡矛盾，“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二是地区矛盾，邓小平讲东部先发展起来，到世纪末再帮助中西部发展是对的，但政策执行有偏差，再加上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使得大家可能都没想到这个城乡地区的差距会这么大，再下去要危及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了；三是经济与社会的矛盾，即一手硬一手软的新发展导致的，包括民主政治、精神文明、民生问题等等，都很严重，整个民族道德大滑坡，危险得很；四是人与自然的矛盾，未能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五就是内需与外需的矛盾，不愿意为还较穷的中国人服务而更愿意为较富裕的外国人服务，导致辛辛苦苦为人作嫁，甚至别人打喷嚏我们发烧。
而五大矛盾的大病根之一，就在于我们地方把本来是一个很对的思想和正确的战略，就是“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后来在贯彻执行中严重异化，就是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异化转换为以GDP为中心。而中国这些年呢又是市场经济，同时又是政府经济，是政府内化为市场机制核心的市场经济，所以政府的行为比市场的行为更大地在推动、在左右经济的发展。其好处是全党动手搞经济，但由于以GDP为中心、GDP挂帅，就要出问题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座的都是县长市长省长，手里面都有一个亿十个亿一百个亿的资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根深蒂固，这个好，但是又异化为以GDP为中心，上峰又以GDP的增速来考核我的乌纱帽，那么我这一个亿十个亿一百个亿，是投入城市还是投入农村GDP增长快呢，是投入东部或者发达地区还是投入落后地区GDP增长快呢？是投入经济领域还是投入民生等等社会领域GDP增长快呢？还是投入建设领域还是投入环保领域GDP增长快呢？是扩大出口还是供应内需GDP增长快呢？答案都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这个惯性发展，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着的五大矛盾，这五大矛盾的激化，就使得城市繁荣农村凋敝、沿海富裕内地贫穷、经济发展社会落后、建设飞快污染严重、抑制内需拼命出这位这样的发展方式再也不能够再继续了。如果再不觉悟，或者再任由这种发展方式形成的利益集团继续推动这种发展方式继续惯性运动，那么有可能到某一个节点，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崩溃性的灾难。这个情况是中国人都看到了，当然党中央看得就更清楚了，所以提出科学发展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