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对腐败的处罚很严厉，可这些东西很新鲜吗?一点也不新鲜，严惩腐败可说是中国皇朝时代的一贯做法。明王朝朱元璋时代，对腐败的惩处力度更是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也达到了惨无人道的地步。而且与文革只讲政治不讲法制的做法不同，朱元璋很注意用律法来惩治腐败。为此他亲自主编了《大明律》，其中的律条五花八门，大都是些严酷得到了极限的条文，用来恐吓贪官的“剥皮萱草”之作，在反人性上更是登峰造极。朱皇帝还很注意进行反腐教育，他把自己亲自办的一些贪官案子，以诏告的形式汇集成一本《大诰》，广发天下，用以警示和教育那些潜在的贪官们。
“发动群众”参与反腐，朱皇帝也有别出心裁的发明，律令中的一些连坐法，对知情不报者的严厉惩处，就不仅是动员式反腐，而是逼迫人们检举揭发了。为了增强反腐斗争的广泛性、参与性，朱皇帝还让文人们编了些“民谣”(或曰打油诗)每到五更时分，便让专职人员吹起号角，大声唱出这些反腐“红歌”，以便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这些“民谣”无非是告诫干部(官员)要廉洁自律，要忠于国家(朝廷)等，它们就是现代宣传品的古典版本。
这些措施有用吗?有昙花一现的短暂作用，朱元璋一死，就人亡政息，如同毛的人亡政息，“剥皮萱草”销声匿迹，腐败也随着明王朝的延续越演越烈。这不是什么朱家的基因问题，不是说朱家皇帝的基因决定了，这个皇朝的帝王注定会一代不如一代。放眼中国几千年，哪个朝廷不是如此?在腐败问题上，一代不如一代，腐败越演越烈，是专制集权体制的宿命。
更值得思考的是，这种体制下的反腐，注定会变成选择性反腐，使官员的“政治正确”与否，成为是否会因为腐败而受罚的重要筹码。在集权专政体制下，决定官员命运的力量不在下面，而在头顶上，顶头上司才是官员的命根子。官员跟对了上司，站对了“路线”，他们就找到了保护伞，他们的贪腐事实也很容易化解。反之，一点点小事也可能无限放大，甚至被指鹿为马。明王朝的反腐没有避开这种“俗套”，它的历代宦官式大贪都贪得顺顺利利，都是在皇帝易位、新帝改变了老皇帝的“政治路线”之后，这才大难临头的。文革也是如此，刘少奇、林彪、四人帮集团在台子上时，个个都是一尘不染的圣人，一但政治上失势，无不是腐化堕落分子。
这造成了一种非常可怕的后果：任何家伙在官场上混过一短时间，就会彻底“看破红尘”，知道什么廉洁自律啦，为民服务啦等等都是鬼话，官场上有价值的东东只有一个，那就是权力。而在权力由更大的权力者授予的体制中，保住权力的要诀就是眼睛朝上，跟对人，站好队，拍好马屁。构筑好了这样的保护伞和利益圈子，权力就能保住，腐败也总能逢凶化吉。有了这些心得，当贪污受贿的机会铺天而来时，贪官们的盛宴就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