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其实很好澄清，我们只需问问，文革时期货币式腐败不严重，文革前的17年，这种腐败就很严重吗?同样不严重。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份文献能充分证明，文革时的普通官员很廉洁，而文革前的官员就很腐败。文革的确短暂改变过一些东西，你们可以说文革前的普通官员更官僚一些，架子拉得更大一些，但除此之外，你们能找到文革前货币式腐败更厉害的有力证据吗?既然货币式腐败文革前后没多大区别，怎么能说文革是反腐的利器呢?如果文革对反腐没有什么特殊贡献，腐败有文革避开了的原因，这种原因又是什么?
这件事也很好判断：无论文革前后，中国社会有两个基本特征是一致的，这就是政治上的集权专政，经济上的管制计划经济。而这27年官员的相对廉洁表现，主要奥秘就藏在管制计划经济之中。计划经济有何特点?与市场经济相比，它的资源调度乃至货物交换，主要是通过计划调拨完成的，货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日常生活消费领域。计划经济下大宗交换都通过划拨完成，货币尤其是现金货币没有出场，经手此事的权力者就很难找到下手的机会。这一点，看看中国土地易手制度的变化，就非常清楚了。现在中国的土地流转，至少在表面上，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运行的，在这个过程中，交易计价结算，伴随着大量的货币(数字与纸币)流动，这就使得土地的转移，无论是通过协议形式完成的，还是采用了招拍挂的方式，都使权力者有了巨大的寻租空间，腐败也大量发生在这个领域。而计划经济下的土地易手，几乎100%通过行政划拨，不仅货币交换没有伴随其中，土地连价格都没有。土地不是商品，通过土地交易寻租，就失去了操作平台。
我要追问的是，为何中国的官员竟是这副德性，只要搞起了市场经济，他们就会把贪婪之手伸出来?同样是实施市场经济，为何有些国家的廉洁度就非常之高呢?看来，不管一些理论家说了多少废话，还是无法回避前面一再提到的那个简单道理——权力必须进笼子，不受制约的权力等于恶。中国无论文革前后，政治上始终是高度集权的。权力缺乏制衡，市场经济来了，体制条件和寻租机会齐备了，腐败就进入了高发期。
问题是，这与文革有关吗?在拔除权力不受制衡这一腐败根源的问题上，文革有任何实质性贡献吗?我看没有鸟贡献。如此看来，在权力垄断之弊端不除掉的背景下，中国要想保持货币式廉洁，就只有始终搞管制计划经济这一条路了。可计划经济是一条什么路?是一条人们缺衣少食、物质匮乏的路，一条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的经济发展之路，一条不可能长期持续的路。这已为中外数十个国家的长达数十年的实验反复证明，难道我们还要拿民族和民众的命运开玩笑，再搞一次这种无谓的实验吗?如果中国的官员要做到廉洁，就必须拿民众来陪绑，只能让他们在困乏的经济经济体制内生活，如果我们真只能做这种荒唐的选择，这岂不是说中华民族的智力有问题?
另一方面，腐败是无孔不入的，只要权利没进笼子，堵住了货币式腐败，它就会在其他领域顽强表现出来，文革时期也不例外。我指的主要是在文革中照样没被触动、甚至没当回事的特权式合法性腐败。合法性腐败，现在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三公消费”;在文革及此前的十七年，则主要表现为各种特供制度，为特权者提供的公私不分的各种物品和服务，公有制名下的公器私用等等。合法性腐败，特权者几乎无人能例外，也包括毛。毛在世时，为他建了那么多别墅，这些别墅大多都在风景优美的风水宝地，我前几年旅游时就参观过多处。别跟我说这些别墅都不在毛的名下，产权姓公，权利归私正是合法性腐败的特点。毛的别墅名义上是国家的，可除了他能使用，还有谁能用?直到现在，这些别墅要么被封存，要么就变成了毛的纪念馆，这跟私器有何区别?
提到合法性腐败，我还想到一件事。现在有些人提到文革时，老是说那时的领导人如何朴素，一件衣服穿了多少年等等。央视的百家讲坛，也讲过朱棣皇帝艰苦朴素的故事，说他喜欢穿旧衣服。我对此写了一篇文章：皇帝穿破衣服不过是在作秀。皇帝真想为朝廷省点钱，就该去遏制合法性腐败，把自己的后宫佳丽裁掉一大半，这样节省下来的钱，不仅可以保证皇帝新衣不断，而且还能为库府增加不少银子。
在反腐问题上，如果非要说文革与此前的17年有何不同，那也只是——腐败变成了一个政治路线问题，马列毛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政治上失势了，腐败问题就会很严重，甚至无限上纲、无限放大，惩罚和打击也会更严厉或残酷。此外，还会发动群众参与这些事，选择性地对那些政治失意者的腐败问题进行揭发、检举、批斗、控诉和监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