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苏养病
就在七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催促王明向中央政治局提交检讨声明书，毛主席明确指示应在1950年11月上旬写好时，9月上旬，王明突然向中央提出去苏联治病的请求。按理只有当他写完声明书，经中央审阅合格后才能去苏联。但党中央和毛泽东考虑到他确实有病，苏联的医疗条件和医护水平又比我国强，所以在同苏联方面交涉获准后，同意了他的请求。1950年10月25日，王明和他的夫人孟庆树、两个孩子王丹芝和王丹丁以及中央派遣的保健医生陈锋禹、保姆陈启珍一行六人，在警卫秘书田书元的护送下，由北京乘火车出发，经东北去往苏联。11月初顺利到达莫斯科。
这次赴苏，是王明本人请求，经党中央批准而成行的。但事隔20多年后，王明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中却歪曲说：他之所以赴苏治病，是毛泽东“突然决定和有意安排的”，目的是“企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假借美国的飞机把他炸死在赴苏的铁路线上”。然而，大量事实证明，他的这个“有意谋害”之说是站不住脚的。不仅中央安排妥善，他的整个行程安全无险，就在行前的10月23日，他还专门给刘少奇和毛泽东写信辞行，字里行间洋溢着感激之情。
王明第一次赴苏养病一呆就是三年多。病情好转后，1953年12月9日，王明回到国内，继续在法制委员会工作，仍旧住在北京孟公府胡同2号宽敞幽静的四合院里。1954年4月，他的旧病复发，住进了北京医院，此后一直在静心养病，再没有工作过。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决定将政务院改为国务院，并精简调整撤销了一些部委，法制委员会也在撤销之列。自此，王明在政府中再没有担任任何职务。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前，中央曾将该决议送给王明征求意见。他给中央写信表示完全同意，并说明自己因病不能出席四中全会。
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王明因病未参加这个会议。时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的会议代表富振声对王明没有参加会议又一直不检讨自己的错误，专门写信给毛泽东和大会主席团，认为王明的错误是“一笔既重且多的债，至今尚未还”。大会主席团将此信转给了王明。王明接到信后，遂于4月1日给毛泽东和大会主席团写信，就富振声信中提出的问题作了“辩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