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权力反腐”
共产党是一个非常大的组织。在这个组织内，党员干部可以享受各种政治资源和便利，按道理，应该是每个党员干部都严格要求自己，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领导力作出贡献。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个人的贡献于组织而言，影响微乎其微，他作不作贡献都可以“搭便车”享受政治资源和便利等“集体物品”，这相当于“制度红利”。于是，基于理性计算，他不会这样干，而是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脱离群众中打发权力生涯。
还不仅仅如此。一些党员干部，不仅“搭便车”，而且还演化为腐败。他们并不是不知道这样干的后果，逻辑上就是再无“便车”可搭。但这种“集体福利”的损失，相对于他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就不值一提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打破这种“集体行动的逻辑”？
李永忠：我在“苏共亡党之谜”的研究中，想分析得比集体行动的逻辑更好一点，也可以打破这个逻辑。
苏共为什么亡党呢？两个根本性原因，一个就是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它把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合为一体，这样在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能对党委进行有效的监督；在这个党委内，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和个人能对党委书记进行有效的监督。因此，32年前，邓小平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我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变成了个人领导……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必然要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8~329页）所以说，苏联共产党掌握一种绝对的权力，这种权力结构是不支持长期执政的。
这是我分析“苏联模式”的一个横坐标—权力结构。还有一个纵坐标—就是从上到下层层任免干部的用人体制。马克思早就批评过，用等级授职制来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注：公社指巴黎公社）精神的。这句话，是马克思1871年讲的。苏联、东欧原来的共产党自诩为马克思的忠实信徒，在几十年的执政过程中，却严重违背马克思说的这一铁律，致使相当多的干部群众路线、群众观点逐步丧失，只向上负责，而很难向人民负责！所以，其解体、剧变不足为奇。这给我们足够的警示。
《南风窗》：在权力集中的情况下，以党内立法的方式来整顿党风，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和权力行使，可以抱持的期待有多大？
李永忠：中央办公厅法制局请我参与研讨。我说，如果党内权力结构不改革，以为只要颁布多少个法规就能解决问题，这是很幼稚的想法。比如，党内仅次于党章的《准则》，明文规定，党内一律称同志。但是，不少地方已经早就把同志换成了称“老板”了。再如，副部级以下的，按制度规定没有专车。现在，连乡镇党委书记、镇长都有专车了，但至今也没见有哪个党委、纪委，纠正或查处过。这显然不是仅仅靠颁布法规就能解决问题的。
我的研究表明，制度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的条条款款，所谓的政策、法规、法条，这是浅层次的制度。更深层的制度，是保证这些嘴上纸上墙上的条条款款能够得到坚决实施的组织体系。它是一个组织体系，通常分为决策、执行、监督三个子系统。这个组织体系的架构科学合理，纸上嘴上墙上的条条款款才管用。否则，只抓浅层次的制度，制订一万条也没用。集各国宪法之长的我国宪法，“文革”中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持宪法却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这不是莫大的讽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