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其实现在的这些公益组织，说市民社会成员也好，民间组织也好，叫法不同，但是存在社会的误解，也来自政府各方面的误解都有。如何能改变这双重的挤压?
王振耀：要做专业性的服务，不要坐下来就说，要建设市民社会，说一些概念上的东西。做公众形象的时候，多说具体做是什么的。别说一上来就自称是叫“草根组织”什么的，这样可能会让一些人很敏感，有所忌讳。但如果介绍说，具体是做服务于那些弱势群体等，大家可能就换以尊敬了。就可以避免双重风险了，政府也不怀疑你，民间大家都知道你了。民间组织一定要会做一些官方和公众的沟通，学会公共关系处理与公共沟通。中国的民间组织，其实是有很多专业人士一起做的，但是由于缺乏公共沟通的那种训练，往往上来就把自己引导到一个很敏感的位置。
把机制建设和能力建设搞上去
南都：随着中国公益界组织增多，因为现在不断的有或大或小的公益组织的问题被暴露出来，如何建立比较好、独立性的的监督，更好的规范公益组织?最近红监会的问题就广受质疑。
王振耀：我觉得整个中国认识有一个误区，认为只要有人监督就会好的，任何一个人，只要监督的好就会办好事，我的回答不对。你看美国现代国家，他们认为体制好才会办好事，体制不仅仅是监督，体制一定有各种各样的制约，各种各样的能力建设，甚至各种各样的专业化的分工，标准体系的建立。
在这方面，包括我们各类基金会，我认为法律标准定得太高了。要是按监督，按它现在的来说，不准超过10%行政费用，可是像今天说的运作型基金会和资助型基金会都不分，然后只强调10%，好多基金会没有办法弄，那么这个监督，按现在的这一套规定，都把他们卡死了，还不如不监督。
现在很需要的是，一个良好的监督机制，一定是有很好的公信力的建设，能力建设，包括红会监督委员会，很多监督委员会其实只是专家咨询。如果要真正的体制性监督，应该是工业行会，内部的监事会，得有授权。我们又没有工资，都是打义工，到那就发个言，想做深度研究又不可能。
我觉得类似红监会的，只是一个过渡形式，就是过渡性的组织，将来应该还是会分为体制性监督、社会监督，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应该是法律监督，合适的法律要尽快建立起来。比如说《慈善法》，比如说很多捐款的机制要打通，以及提高专业从业者的工资水平等。现在这个行业的就业，在北京两千来块钱，让人家都没有办法租房，那怎么行呢?我认为这些远都不是要有一个监督体制就会解决问题的。监督得再厉害，没有一个良好完善的体制建设，这些也好不了。我觉得这些制度应该改。
社会上有两个误区，一个误区是去掉行政化什么都会好，其实应该给老百姓办更多的好事，办好事当中，跟着老百姓的节奏走，慢慢把行政化去掉，或者从政府里挖更多的钱，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是，只要监督了，什么都会好，不是的。中国几千年，还有比朱元璋监督的还厉害的?结果一样没有解决腐败，还是机制不行。所以应该把现在的机制建设和能力建设搞上去，不仅仅是透明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