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王振耀的一个大举动，让很多人感到诧异。他弃官治学，从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位置离职，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现为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对中国的公益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比如建立四级灾害应急管理体系，建立涵盖200余项标准的孤儿最低养育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在6月16日墨卡托沙龙上，王振耀仍像一个虚心请教的学生一样，频频向欧洲基金会中心主席杰瑞·扎娄勒(Gerry Salole)请教欧洲及世界的基金会与公益发展的经验。在沙龙之后，他就中国公益界的发展与当下热点问题，接受了南都评论记者的独家专访。
要打破二百万的基金门槛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2008年是大家公认的公益元年，现在已经过去了5年，您觉得中国的公益整体上有什么新的变化?
王振耀：我觉得有非常大的变化，2005年的时候，中国社会全国的捐赠一年只有100亿元人民币左右，到了2008年以后，最近几年一直都在1000亿元上下波动，这在2005年是不可想象的。
还有大型的非公募基金会建立起来了，现在有百亿的捐赠的，我觉得这是会改变整个中国的公益地图。再一个我也觉得很重要的是以邓飞为代表的年轻人的公益创业。他利用网络，利用新技术做了很多的创新。这是我过去没有想到的，他能把国家的政策推动起来了。还有就是，慈善的创业已经开始在中国历史上兴起了，年轻的企业家不做企业，而是像比尔·盖茨先生那样开始慈善创业，这是非常大的、新的潮流。
南都：整体来说，中国现在的公募和非公募所占的比例有多少?
王振耀：非公募的在增长，三千多个基金会，一千八百多个非公募，非公募的增长速度远远大于公募，未来这会是一个主导性的趋势。如果我们学国际的这些惯例，增强社会类的小型的基金会，打破二百万的门槛(编著注：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不少于800万元人民币，地方性公募基金会不少于400万元人民币，非公募基金会不少于200万元人民币。这一高门槛的规定将很多社区基金组织排除在外)，估计下一步还会有成千上万的基金会建立起来。我觉得未来的趋势是会这样的。从全世界的经验来看，社区类的基金会、小型的基金会，方便大家来做改进自己本社区、周边的事，是全世界基金会的主流，这个主流我们没有开始，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