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这个门为什么没有打开?
王振耀：我们以前把基金会的门槛设的太高了，现在国务院决定打掉第一个门槛，不要主管单位，但是接着200万的门槛能不能打掉?因为全世界都没有这个限制。我们小额的门都没有开，原来2005年的时候，想实行一个备案制，那时候民政部也发了文，但是现在来看，备案的效果不佳。看来这个事需要进一步的调整。
红会改革要以公众需求为基准
南都：如果这种非公募的大量的增长，是不是对诸如红十字会等大型的公募基金会形成很大的冲击，慢慢就瓦解它了?
王振耀：它不会瓦解。像红十字会这样的，它是国际性的，它会扮演它自己能扮演的职能。因为它是公募性的，和政府关系密切的，所以就应该从政府那得到很多资源，为大众办更多的事。它应该通过政府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公众几万块钱的小额的社区的基金会，和政府、国务院什么的部门谈是很困难的。它应该发挥它的长项，但我觉得它的长项发挥得远远不够。我一直鼓励红十字基金会能做更大的改革。
南都：怎么改?社会上现在一直呼吁，红十字会要是转型的话，行政化、官僚化要先去掉的。
王振耀：从改革角度来看，如果给它定一个规格，我觉得要以老百姓的需求为基准来定位，不要给定位去行政化什么的，老百姓对它的定位的是你给我办多少事。在老百姓急需要办事的这些内容上没有突破，说去行政化什么的改革，老百姓不认。我认为现在中国红十字会最重要的是给老百姓办几件非常有影响力的实事。当务之急是尽快给老百姓办几件实事。我提醒的红十字会的是大病医治的问题，如果全体的大病办不了，儿童的大病能不能做好?这用不了多少钱，如果这个能办成，功就大了，老百姓对它的怒火马上就会降低很多。
民间组织需加强公共沟通
南都：您前面说的都是更侧重于一些社会福利性质的，但比如说涉及到农民工的权利维护，包括一些法律援助这方面的公益组织，目前还是受到很多的限制?
王振耀：我跟一些组织、朋友聊天，他们现在就是在做这方面的。除了现在有一些不太合适的政府规定需要调整之外，他们自身也需要调整。把农民工的问题具体起来，利用法律维护，而不要把一些词说得太敏感。比如维权的咨询和服务叫成法律服务，不就可以缓和很多了?实际上农民工进城，首先不是权而是服务的问题。如果我们民间组织注意服务，这个服务不是光说对农民工有好处，其实对政府、对企业也有好处。我认为，民间组织和政府之间的对抗领域，其实极小极小，总体上是一致的。
